话题背景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不到10名，却要挂上二三十面的牌子。每次上级领导来检查，他们都根据不同的部门挂不同的牌子，检查人员走后，牌子就放了下来。像流动人口、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管理，治安防控、民事调解、环境整治、房产过户、人口普查、救济慰问、证照办理等几十项工作都由居委会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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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们”应接不暇，实在忙不过来，就只能搞“任务主义”，造七拼八凑的报表，抄零零碎碎的资料，补方方面面的台账。有些社区居委会甚至雇请了寒暑期返乡的大学生，专门在家“炮制”台账和汇报材料。

　　“小巷总理”陷入了各种行政性事务圈子，自然腾不出更多的时间来串百家门、知百家情、牵百家手了。本报连续推出的“小巷总理减负”的呼吁，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各级政府该如何尽快明确社区职权，为社区干部“减负”，还原“小巷总理”的服务本色？

　　问题一：居委会已成“四不像”

　　主持人：采访中发现，一个居委会挂二三十个牌子的现象十分普遍，什么部门都想把事情交由社区居委会办理，造成居委会不堪重负。

　　朱东亮：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四不像”：不像政府部门、不像执法单位，也不像居委会。这导致居委会实际功能的弱化。

　　《组织法》规定，居委会的功能主要是宣传政策、法规；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政府做好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等。

　　但由于“鸠占鹊巢”，居委会工作人员很难负担得起开导民智这样的任务，社区里的居民大概三五年还不会碰到社区宣传法律法规、提高居民素质这样的事，要是有开展，最多是写几张黑板报，做做样子而已。而在国外，社区很大的功能是教化作用，而我们的社区这功能太弱了。还有青少年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社区很少承担这份职责，社区青少年最后发展成为问题少年也无人过问。居委会更多是关心“上级”布置的任务是否完成得了。

　　方锦强：政府各部门所开展的工作确实有的都要落脚到社区，但这些部门都把工作简单嫁接给了社区。实际上这些工作连行政部门都觉得做得费劲，居委会又怎能承担得了？比如收卫生费就是这样。这些部门工作的“转移”，直接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并且与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冲突。

　　问题二：居委会为什么疲于“对上负责”？

　　主持人：既然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上级政府无权直接给社区居委会下达行政命令的。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上面还是习惯于给居委会下命令，社区居委会也习惯了听指示？

　　方锦强：很多时候，是街道办承担了转嫁任务的角色。政府部门转嫁过来的活，街道办都得揽下来，交由居委会办。如果居委会敢顶着干，街道办或相关的政府部门总有对付的办法。居委会主任是选举出来的，想“涮”掉他们，可能要费点周折，但只要在经费上卡一卡，或端掉居委会里“不听话”的工作人员的饭碗，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居委会还敢不敢对着干？

　　朱东亮：除了“上级政府”横加干预外，居委会定位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居委会的性质宣传不够。其实许多政府部门负责人根本搞不懂居委会的性质。

　　问题三：“小巷总理”该如何减负？

　　主持人：那么，在现实情况下，居委会该如何减负，实现真正“对下负责”的“角色归位”？

　　朱东亮：应该明确居委会的功能更多的是对下即对居民负责，而不是对上负责。在此前提下，政府应该明确哪些是社区该干的，哪些是社区协助职能部门做的，而不是必须做的，应该搞清楚社区的责权利。当然这要形成一套可操作性的程序，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不得要求社区居委会设立对口组织机构。

　　王健：社区居委会的负担过重，应该实行“瘦身计划”，可以分成三步走。

　　首先，“小巷总理”要学会说“不”，对于协助征税、招商引资等这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本不应属社区居委会规定工作范围里的部门下派任务，可以拒绝。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尽量考虑到社区居委会的难处，不要把自身应当承担的职能随意“移交”给社区居委会。

　　同时，对于《组织法》规定范围里的工作，社区主任则可以分流出一部分。像帮助“低保户”、组织社区活动、调解家庭纠纷等，这些占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可以考虑让民间非赢利性的组织承担一些，如义工团体就可以帮社区居委会的忙。在一些发达国家，义工团体就承担了社区居委会不少的工作，现在深圳等城市，社区居委会也越来越发挥着义工团体的作用，而在福州，义工团体的作用却很少发挥。

　　“瘦身计划”的第三步就是社区居委会还要学会发动辖区里的居民，让他们投入到社区的自我管理中。社区是由单个居民组成的，《组织法》里更是明确规定出社区居民委员会性质，这就要发挥居民的主动性，加入到社区管理工作中，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在完成“瘦身计划”，过重的社区居委会工作负担减轻后，就要回归到它原有的工作本质来，也就是如何更好地为辖区里的居民服务。社区居委会应当更多做居民最关心的公共事务，如“低保户”的生活保障、社区里的治安等，真正实现《组织法》对社区居委会的定义。

　　Ｎ本报记者 关永辉/侯希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