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首例“性骚扰案”幕后追踪

　　本报记者 蓝盾 黄小玲 叶 淦王春霞

　　“官司虽然胜诉了，但我并没有特别高兴，毕竟这段经历太让人揪心了！”昨天，拿到判决书后的谢小姐对记者说。她是我省首例“性骚扰”案的原告，谢小姐回忆这一年多来“性骚扰”案的前前后后，坚强的她还是忍不住泪水汹涌，她说，这个案件对她本人来说也许仅仅是个个案，但对广大妇女姐妹来说则会有点启发作用，它告诉人们，当你面临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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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你应该怎么做。

　　近年来，“性骚扰”这一原本陌生的词汇，近来在社会生活中频频出现，成为开放时代人际关系或两性关系中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中国第一起“性骚扰”诉讼2001年底在西安出现。西安一位国企女职员，控告其上司总经理对她进行了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求赔礼道歉。这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后因“证据不足”而败诉，但由此案所引发的有关妇女权益和性骚扰概念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实际上，性骚扰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当遭遇性骚扰时，大多数女性往往选择沉默的态度，或躲避骚扰者，或无视它，或以玩笑或泰然处之的方式偏转性骚扰的方向。原因包括很多方面，如担心被报复、不被信任，或担心失去工作、带来糟糕的后果。　“不规矩”的手伸向她

　　事情还得从去年5月份说起，来自黑龙江的谢小姐中专毕业后到温州做建材销售生意，时间支配相对自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市区某咨询调查事务所做兼职。该事务所负责人金某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带着一副眼镜，从外表看比较斯文。谢小姐说，她没料到看似斯文的外表下会有这么一双龌龊的手。

　　经过简单的面试后，谢小姐当场被录取。次日，谢小姐早早到事务所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可是她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金某才有空，眼见快下班了，金某就是不提工作的事，一边和谢小姐闲聊一边在网上打双扣，直到6点多，事务所的员工陆续下班了。金某到门口转了一圈回到办公室，冷不防就一只手按在谢小姐身上，对她进行性骚扰。

　　谢小姐回过神来一边大喊一边奋力推开金某，哭着逃出了事务所。

　　这故事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也许就此打住了。

　　“我难受死了，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没有去上班了，想努力让自己忘掉这恶心的一幕，但做不到。我很痛苦！”谢小姐转身拿出纸巾抹去滑下来的泪水。她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选择了坚强面对。“我这次回去就有意识地收集他对我性骚扰的证据，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做，但总不能纵容这种行为。”5月18日，谢小姐再次回到这家事务所，业务部负责人给她安排了具体工作。在事务所里，金某对她的表情是冷冰冰的。其间，想要采取法律手段的谢小姐曾咨询过法律部门，但因为没有证据而作罢。

　　工作到5月29日，谢小姐被辞退，工资分文没有，辞退的理由是，工作效率太低。

　　没有任何办法的谢小姐只得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十来天后，金某居然又一次次给她打电话纠缠不休。后来不甘受辱的谢小姐选择到温州都市报诉说了自己的痛苦经历，要求帮助。对于金某的骚扰电话，谢小姐做了录音。去年7月4日，《所长那两只手很不规矩》见报后，许多读者给本报来电声援谢小姐，鹿城区法院也受理了谢小姐与其上司———温州某民事咨询调查事务所负责人金某人身权纠纷一案。法律界人士称此案成为我省首例“性骚扰”案。去年9月4日，该案开庭审理，金某没有到庭，因考虑到当事人隐私，该案未作公开审理。9月5日，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金某在规定期限内向谢小姐赔礼道歉，并赔偿谢小姐精神抚慰金5000元等。金某不服，提起上诉，今年9月3日，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金某要当面道歉并赔偿5000元。　阴影依然难以消除

　　“这一年多来的官司，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谢小姐说，她是做销售的，因为官司的牵制，她曾连续两个月没有一张订单，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同时，立案后，她的压力非常大，有一些朋友和过去的客户都打电话过来问她情况怎么样。谢小姐心理也变得非常紧张和脆弱，在一次工作中，她和公司经理谈论报价单的事，经理手伸过来要拿她身边的胶水，犹如惊弓之鸟的谢小姐以为要摸她，便一个巴掌打了过去，经理被她吓愣住了。

　　谢小姐并不是很“炫目”的那种女孩子，个子中等，皮肤略黑，衣着也比较保守。记者和她的谈话中能感觉到，是一个比较有主见和独立的人。关于此次性骚扰官司，记者和谢小姐之间有一段对话，可以感受作为受害者的原告所遭受的心理压力。

　　记者：接下来10天内，金某要向你当面道歉了，你准备怎么处理这样的场面？

　　谢小姐：我不会和他说话。其实这种道歉不是诚心的，他是在法律的威严下才道歉的，我的伤口依然存在，不会因他的道歉而消失。

　　记者：这件事对你交友有影响吗？

　　谢小姐：有。过去一些客户如果有空会给我打个电话聊天。自从案件开庭和报纸报道后，他们知道我做过电话录音，就很少打电话了。不过我也不觉得可惜，如果他们都没有杂念，那还害怕电话录音吗？

　　记者：在你之前，浙江没有人因为“性骚扰”起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败诉，你会怎么样？

　　谢小姐：我出生在农村，父母观念很正统，我也这样。我觉得起诉是正义的体现，再说，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我不站出来说，大家都不敢说，不是更加纵容了这种坏的气焰嘛。

　　记者：你在温州打工也挺不容易的，他允诺给你钱，你就没有心动？为什么选择了起诉？

　　谢小姐：打工确实很辛苦，赚钱也不易。并且，一次次地说明情况，就是一次次地伤害自己。我付出的精力与时间的经济价值也远远超出了索赔数额。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责任，为了惩罚他。也给像他这样不规矩的人一个警示，不能对女性胡来。

　　记者：你恋爱了吗？会对你今后的男友隐瞒这段经历吗？

　　谢小姐：如果我有了对象，我会告诉他这件事的。我尽量把这件事当作一段经历而不是一次创痛。

　　记者：这件官司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谢小姐：受到性骚扰的女性朋友不能太懦弱了，该站出来反抗的就应该反抗，不能姑息纵容了这些人。

　　记者：官司现在尘埃落定了，你有什么打算和想法？

　　谢小姐：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会慢慢平静。我接下来想做点小生意，认真过日子。至于那赔偿过来的5000元，还没想到怎么安排，但我想我不会去用这笔钱。

　　“性骚扰”还不是法律概念

　　“性骚扰”的案件之所以能引起关注，记者了解到，是因为法律关于这方面还有些模糊。

　　原告的代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曙勤说：“平时我们接到的关于性骚扰咨询和投诉是有的，不过真正愿意起诉的还在少数。”

　　“性骚扰案最难的就是取证！”刘曙勤律师认为此次能够胜诉，关键就是掌握了录音证据。“案件历时一年多，虽然被告否认录音中的声音是自己的，另外辩称被告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但是由于温州各界对受害者的帮助，使受害者取得了关键证据，最终取得了法院公正的宣判。”

　　有专家说，“性骚扰”在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宪法》、《民法通则》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可以找到与“性骚扰”有关的一些规定。“性骚扰”诉讼的法律依据建立在人格权、名誉权这样的法律概念上，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已经侵犯了他或她的人格权或名誉权，而这两个法律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含糊而宽泛的。因此，许多受害者都选择保持沉默，担心这样的诉讼会使他们的名誉进一步受到损害。可见，缺乏明确、适当的法律保护给受害者采取法律行动造成了负面影响。因而在最近关于性骚扰的争论中，很多人认为最好就此进行新的立法。

　　律师界人士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支持系统，在法律规定中明确地禁止性骚扰，这就可以使受害者更容易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是性骚扰，而性骚扰是法律不容许的。关于性骚扰的专门立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社会在认真地对待性骚扰问题。有业内人士称，温州的这场官司将会给今后立法一些有益的启发。

　　我市青年律师王庭奎介绍，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给我们借鉴，如发达国家有许多专门保护妇女不受性骚扰的民间团体，这就使得受害妇女不是孤单一人去面对压力，她的身后有一个群体在支持。此外，这些国家还有不少带有公益性质的民间调查机构。他们有专业的调查人员和调查设备，在接受女性调查要求时只收取少量的费用，这就帮助受害妇女解决了取证的问题。

　　“只有用机制来规范，性骚扰行为才能有效得到遏制。”王庭奎律师说。　羔羊不能继续沉默

　　据国内一家调查机构调查表明：65％受性骚扰的女性选择了沉默，她们缺乏反抗精神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

　　这种沉默会给女性心理带来怎样程度的伤害？温州市三医心理科主任黄国胜医师认为，女性在遭遇性骚扰后，往往焦虑不安，并产生自卑感，对如何处理此类事情无所适从。长期如此，有的女性会患上心理疾病，她们害怕与异性交往，不想工作，甚至过分敏感。

　　市妇联副主席鲁爱民认为，女性遭受性骚扰要勇敢站出来，不能一味沉默，要让侵犯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鲁爱民说，妇女受到性骚扰侵害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是我们打造“平安温州”的不谐之音。她指出，作为男性，尊重妇女就是尊重饱经风霜的母亲、尊重相濡以沫的妻子、尊重血肉相连的姐妹、尊重伶俐可爱的女儿。所以尊重妇女就是等于尊重我们自己。同时她提醒一些正在或者正欲实施“性骚扰”的上司们，请悬崖勒马，否则等待他们的必是法律的制裁。

　　社会学学者、温州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宋乐稣认为，谢小姐打赢性骚扰官司在温州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它反映妇女法制观念的提高，同时也告诫了那些蠢蠢欲动的骚扰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一道理。宋乐稣认为妇女敢于上法庭控诉性骚扰者，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