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行政部门做事时不喜欢有过多的监督审议程序，原是天下最可以理解的道理。半大的孩子都不耐烦家长唠叨，何况拥有决策权力的行政部门及其首长乎？一个理想而平衡的社会应当是，公众以某种程序为保障，放心让政府去管理社会公益；反过来说，政府若想有权威地行使管理和决策的权力，需要时时给公众以“放心”的理由。但是如果政府想要避免更
多的监督程序，给出的理由却让人更不放心，那大家还是多个心眼好。请看这样的案例。
据报道，向以敢言闻名的广东省政协委员王则楚建议，公用事业物价变动应视为重大事项，由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这意味着，物价部门关于公用事业物价变动的方案，例如水、电、煤气、交通等的价格提升，须经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才能成为正式决定而生效。
广东省物价局对此建议主动答复，声称此类价格变动，应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组织听证，并提交政府批准即可。如果增设人大常委会审议，则程序过于烦琐复杂，时间拖得较长，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果情势变化比较突然，搞这种审议将延误定价或调价方案的出台时机。
王则楚先生认为，价格变动牵涉到大范围公众的利益，所以这是重大事项。物价局作为主管部门，若静候上级政府、人大、公众与专家对此拿出明确说法，自无不可。倘若物价部门有心面对公众说话，表达与王则楚先生不同的看法，那就应该说明根据什么理由，公用事业的价格变动不是重大事项。然而物价局答复中的三个要点，即既定程序、行政效率、出台时机，都不是合乎逻辑的回应。总不能说，价格变动涉及行政效率，所以不是重大事项吧？物价局的回应只能这样理解：如果要受此事列为重大事项，我的工作效率就要收到影响。这是将行政程序作为压倒一切的理由了。倘若所有的部门都照这个逻辑，将既定程序、行政效率、出台时机这三点像三节棍一样，舞个密不透风，那大概也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人大或公众来监督和审议的了。
在这三点中，所谓方案的出台时机，尤其值得一议。就价格变动来说，争议无非在于加价不加价、加多少及什么时候加。最后一点就是所谓出台时机问题。除非不允许讨论，否则情况必然是，主张提价的一方当然认为现在马上提价是最合适的时机；而不愿意提价的一方永远都认为提价的时机尚未到来。理想的政府应当是第三方，其主要职责是保证一个程序，使双方就时机问题达成一个协议。然而在长期的行政主导传统下，政府部门可能已经非常习惯于拥有“时机”上的绝对支配权。以至于我们随时可以看到，行政部门要说明什么或拒绝什么的时候，下意识地就会用“掌握时机”作为理由。
凡是需要公众讨论和参与的事情，就不应该存在任何一方的“时机霸权”。我们知道，公用事业的价格变动必须经过听证环节。依据《价格法》的规定，听证的目的是要让公众参与论证申请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难道不是包括了什么时候加价，即政策方案出台的时机吗？所以，当公众心存疑虑，担心一不留神就碰上水电之类的加价时，物价部门理应在怎样更好地接纳公众的意见方面再下工夫，而不是以“时机”的名义拒绝。假如在一场球赛中，一支球队要求裁判，“为了我的时机，不能让另一队上场”，而裁判竟然同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上场的球队对着对方的空门，自然是要程序有程序，要效率有效率，要时机有时机。惟一的问题是，这还是公平的比赛吗？
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向，应该是由人大来组织听证会。目前听证会的质量普遍不高，主要问题在于消费者代表的产生环节还很不完善。这应该是推进民主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单靠物价部门来承担这个任务并不完全合适。实际上，人大应该成为听证的合适场所，由人大来具体考虑进一步加强民意的归集和表达渠道，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这样做，可以避免听证与审议的重复，也可以使公用事业价格变动方面的决策更具有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