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议题，证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每当人们体味着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社会进步时，总会油然钦佩邓小平20多年前做出经济改革决策的英明；而回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波折，及由此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震荡，又不得不佩服邓小平当年冒着极大风险而决心推行市场经济的巨大
勇气。确实，对于一个在一党执政体制下，肩负有着13亿人口国家命运的执政党来说，放弃那种可以直接“掌控”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相对“放任”的市场经济，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阻力不谈，仅是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就面临极其艰巨的考验。而回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收-放”之间的不断振荡，证明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掌握足够的经验和能力。
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更加成熟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持，已有的改革成果本身已经成了进一步变革的起因和动力。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求和促进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仍需不断学习、适应和掌握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已经必须面对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学习、适应、掌握现代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更大课题。
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或是法人，产生一系列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的要求，和随之产生的各种主体之间日益频繁和多元的相互关系；
经济全球一体化及必然随之伴生的法律等相关制度，及人权等观念的彼此“接轨”，又为这种权利诉求提供了更有力的背景和支持，也使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与当初中国经济由单一、固化因而可“掌控”，向多元、活跃、复杂因而难以直接控制的转变过程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正在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在这样的新条件下，如何既能巩固执政地位，又能领导中国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不但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也是中华民族和其每个成员命运之所系。
由是观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就决非仅限于在党内进行包括强力反腐在内的“强身健体”，或加强学习、提高水平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体制、执政方法的全面变革。而这一变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可能面临的困难、风险，及推进这一变革所需要的勇气，均丝毫不逊于20多年前所开始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回顾近一两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若干“轰动”事件，无论是全民动员抗击“非典”，或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及各城市纷纷出现的有关“禁乞”的讨论，还是轰动一时的湖南嘉禾强行拆迁事件，或天津有关部门“操纵”听证会的报道等，尽管其性质和影响规模均有不同，但却呈现出共同的特征，即不但事件本身已经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所致，而且事件的演进更是由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所推动。尽管上述若干事件依然是靠党政力量的直接介入，才最终获得了相对圆满的解决，但在事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微妙和复杂，已经与以往的类似事件有极大的不同，相应地，今后党政力量介入此类事件的方式，也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一样，也需要摸索、学习、适应相互之间的新型关系，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动。
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在应急反应机制下，政府、公众及社会舆论之间，形成的非常良好的互动机制，成为取得抗击“非典”胜利重要因素之一。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社会舆论的快速回应，也让许多人颇感惊讶。这些事例的出现，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只是若要将这些个别事例、个别经验落实为新的执政理念和系统的执政方法，则还必须有更宏观而全面的执政纲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及对执政党提出树立宪法精神，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的要求，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都是这种执政纲领的具体表述。 作者：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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