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独白:“我的胳膊肘该往哪拐”

　　访时间：2004年8月4日

　　采访地点：海口至北京3541次航班上

　　采访对象：迟志云

　　年龄：42岁

　　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

　　职业：南京某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原工会主席

　　和迟志云相遇纯属巧合。他到海南办完事要去北京开会，我到海南采访后要返京。那天，我俩在海口美兰机场不期而遇。

　　和5年前我在企业采访他时相比，迟志云显得富态多了，穿着也颇具档次。派力特水晶墨镜，皮尔卡丹休闲装，腰里系着鳄鱼牌棕色皮带，脚上的皮鞋擦得倍儿亮。

　　“你是不是中头彩了？”我开玩笑地问。

　　“我能中什么彩，是下海了。”

　　说着，他从提包里掏出了一个不锈钢的名片盒，拇指轻轻一推，一张精致的名片弹了出来，然后极有讲究地用双手递给我。

　　“不当工会主席了？”我边看名片边狐疑地问。

　　“早就不干了，我现在是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在我印象中，迟志云是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读完法学本科后，又拿了个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文凭。毕业后，他先是在南京某区政府法制办干了几年，后又被这家企业聘为人力资源部部长。1998年，迟志云当选为公司工会主席。

　　“记得当初我去你们公司采访时，你刚当上工会主席不久。那时，你踌躇满志，想在工会干出点名堂来，怎么‘士别三日’说不干就不干了？”

　　他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上了飞机再聊吧。”

　　我俩一起换了登机牌，然后朝安检走去。15分钟后，飞机在轰鸣中直插蓝天。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在公司当工会主席了？说实话，不是领导不让我干，是我借工会换届之际，主动提出要求辞去这一职务的。同时，我还提出与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关系。

　　为什么？因为我在“胳膊肘理论”面前束手无策。职工们说，你工会主席是我们大家选的，胳膊肘当然要向里拐。领导认为，你工会主席是上级安排的，胳膊肘当然不能朝外拐。谁是里谁是外？说穿了，就是工会主席屁股坐哪边？

　　其实，马克思早在几百年前就说过：“争取和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会产生和一切活动的宗旨。”应该说，工会替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说话是它的职责。可我们公司的个别领导却不这么看。他说，我们国家的性质与西方国家不同，工会维护的是职工权益，难道行政维护的就不是职工利益？他在一次会上就公开说，企业马上面临改制，根据其它企业改制经验，工会在这个时候必须和行政保持一致，和行政保持一致就是和党委保持一致。工会维权是一个宏观概念，不能以微观之事阻碍企业的政令畅通，不能影响企业的改制。

　　你想想，随着所有制的多元化、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产权关系的明晰化、利益分配的差别化、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契约化，我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各种劳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职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工会能替他们撑腰，如果工会的胳膊肘拐到行政一头，那职工要你干嘛？

　　在这次党委会上，我与这位主要领导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我说，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党政工三家是都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但代表的身份、维护的角度、维护的方式方法不同，应该说工会的维护是企业整体维护的有机统一和重要组成。企业改制关系到职工重大切身利益，在企业与职工利益发生矛盾时，工会如果站出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怎么能说工会不和行政保持一致呢？他微笑着回答：我说不过你，但我管得了你。

　　乘务员送饮料来了，迟志云要了一听啤酒，他边喝边继续说。

　　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聚会。席间，我把与这位领导的“冲突”和他最后说的话讲给大家听。一位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当年，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曾给斯大林提过不少意见。你猜斯大林怎么对克鲁普斯卡娅说？他说：“如果你再不停止这种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这话让克鲁普斯卡娅目瞪口呆。相比之下，你的顶头上司说的那句话多“温柔”多“智慧”呀，一语中的。

　　说到这，迟志云轻轻地摇了摇头也笑了。他把喝完了的啤酒罐捏瘪后扔在乘务员递来的垃圾袋里。

　　“你不想当工会主席是畏惧领导的‘智慧’吧。”我故意问。

　　当然不是。认识上的分歧可以在实践中统一，但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让我不开心。其中有一次是为了一名工人。我们公司有个叫刘友良的农民合同制工人。1996年4月6日他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1999年4月2日，刘友良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因躲闪对面开来的汽车摔在路旁的水沟里，致使左腿粉碎性骨折，只好住院治疗。5天后，公司派人到医院，通知他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他4月7日前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另外再支付3个月的工资生活费。刘友良住了40多天医院后，因个人无力支付医疗费只好出院。住院期间，他的住院医疗费花了近一万元。出院后，他到公司报销了4月7日前的1300多元医疗费，领走了3个月的生活费。由于对政策不了解，他本人当时也没提出什么异议，只是认为自己倒霉。当我知道这件事后，仔细查阅了有关文件。我找到分管后勤的有关领导说，刘虽然是农民合同工，但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医疗费用人单位应负担三分之二，并应该有3至6个月的停工病假工资。但公司有关部门根据他们的理论不同意我的说法，并坚持不给报销。后来，刘友良在我的指点下，将企业告到劳动仲裁并赢了官司。公司那位主要领导为此对我非常不满，说我是胳膊肘往外拐。

　　“那你怎么看这事？”我侧了一下头看了他一眼。

　　嗨，说就说吧，我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可有一次，他在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上竟一脸严肃地说：“有的人嘴里说要和职工打成一片，可自己脱下工装就一身西服革履，俨然一副大老板模样，这让工人怎么看？”大家都看我，好像我是个贼，这是哪跟哪呀？当年，施洋头戴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皮鞋，手里还拄着文明棍。可项英在介绍他入党时，没人因为他的穿戴与工人反差大而不同意，工人爱戴地称他是“劳工大律师”。在他入党半年后的“二七”大罢工中，施洋被捕入狱。面对敌人屠刀，他大义凛然，宁可牺牲也决不出卖工人利益。你说，一个人的品质和他的穿戴有必然联系吗？

　　我按了一下头顶上的呼叫按钮。乘务员迅速地走过来问有何事。我要了两杯茶。

　　我的导师曾告诫过我：对年轻人来说，办事要有热情但不能随心所欲，工作要有能力但不能骄矜张扬，分析问题要有主见但不能口无遮拦，为人要实在不可厚此薄彼。我把这话当成座右铭。我常常责问自己，是我性情不够收敛还是我热衷剑拔弩张，面对“胳膊肘该往哪儿拐”这一难题，我承认我无力破解。

　　2002年底，公司工会该换届了。换届前，我在党委会上正式提出辞呈。经过几次研究，公司和上级工会同意了我的请求。如今我是无官一身轻，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了。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寂读之以当友，忧读之以当瑟。书成了我的挚友，与它相伴不用看谁的脸色。

　　干了4年工会主席，我有苦有甜，有无奈有烦恼，但能听到职工对我的赞赏，又有欣慰。

　　迟志云把靠背往后面调了调，闭上了眼睛。真想他刚才叙述的只是一个故事，但这恰恰不是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