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点：谈谈对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成吉思汗的“国籍”和蒙古汗国的性质

　　成吉思汗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是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这一问题，在我国的老百姓当中，乃至国外的民众和学者、政治家当中，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必须有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明确说法。

　　我认为：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中国境外的蒙古族的共同祖先，是历史上蒙古民族的缔造者。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历史事实不可改变。据史籍记载，早在先秦时代，蒙古族的祖先东胡就生活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后来东胡与匈奴发生战争，战败后逃亡到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深山老林中。可以说，额尔古纳河流域是蒙古族的发祥地。到唐朝时，史籍中出现了“蒙兀室韦”这样的名称，当时它还是室韦部族中的一支，与契丹、鲜卑一样都是东胡的后代。后来他们分为几支向西、向南迁徙，逐步迁到蒙古草原一带，与当地的匈奴、突厥等族的后裔结合，逐步形成了蒙古族的各个氏族、部落。由此可见，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蒙古族都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这应该是认识问题的基础。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蒙古国境内，但也不能因此而认为成吉思汗就不是中国人。在成吉思汗出生前后，中国境内同时并存几个政权，包括汉族掌权的南宋、女真族掌权的金朝，党项族掌权的西夏，白族段王爷掌权的大理国，以及蒙古草原的几十个部落，其中著名的有五大兀鲁思：蒙古、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部等。当时，蒙古草原各部在金朝的管辖之下。蒙古部的可汗每年都要按时向金朝进贡，直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他还亲自到净州给金朝进贡。当时蒙古部虽然不是年年去朝见金朝皇帝，但经常进贡却是有记载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蒙古部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成吉思汗出生时自然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开始时的政权中心以及第二代至第五代可汗的首都和林也都在蒙古国境内，直到忽必烈时才迁都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兰旗)，后又迁都燕京(今北京市)。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起，蒙古族就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民族。但也必须承认，当时的蒙古国并非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一个国家，它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辽)一样，是位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与当时并存的南宋、金国、西夏、大理一样，都是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掌权的政权。127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灭掉了南宋，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出身汉族还是出身少数民族都可以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少数民族皇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空前广大的封建帝国。正由于成吉思汗为忽必烈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因此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才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忽必烈则被尊为元世祖。元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族是元朝的统治民族，第一等级的公民，自然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我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的“太祖”的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朝被明太祖打败后，其皇族逃到北方草原，仍然保留元朝年号，史称“北元”。在历史上，北元是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政权与明朝对峙，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于明朝之外。清朝建立后，蒙古各部仍然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蒙古各部的居地包括外蒙古在清朝仍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1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由于当时历史及政治的原因，蒙古族分别居住在几个国家、几个地区内，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和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还是中国境外的蒙古族，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们也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的共同祖先，并对成吉思汗充满了崇敬之情。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这种感情，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但也必须承认，直到近代蒙古分立之前，无论是内蒙古，还是外蒙古，以及新疆境内的蒙古族，当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总之，我认为对待民族问题必须尊重历史，尽管在近代蒙古族已经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但也并不能说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更不能说明成吉思汗不是中国人。(朱耀廷)[编辑： 马哲]1

　　二、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可以战胜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少数民族统

　　一中国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西夏、西辽、金朝以及南宋等，当时都是地主阶级掌权的封建国家，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但军事力量却不如蒙古强大。蒙古西征的对象是花剌子模、斡罗思等国，当时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与金和南宋相比更加不堪一击。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正是当时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与此相反，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奴隶主阶级在当时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阶级，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国经济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却形成了一支中央集权的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近百年战争的结果，这些对手都先后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战败。它不仅说明经济与军事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而且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也是一个真老虎、铁老虎，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却是一个纸老虎、豆腐老虎。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可以从军事上打败和征服没落的封建主政权。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掌权的阶级究竟处于什么状况，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还是腐朽没落、江河日下。掌权的阶级处于什么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战胜这些国家的历史事实还证明，割据分裂者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当时中国处在一个割据时代，不仅各个政权之间你争我夺、矛盾重重，而且各个政权内部也充满了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花剌子模、斡罗思等国情况更加严重。因此他们只能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被剥夺其生存的权力。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没有战胜敌人的力量，在强敌压境时还只顾内部纷争，不能联合作战，或者只顾乞降逃跑，或者乞灵于宗教，乞灵于上帝和十字架，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在乱世中就无法生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的人民也就只能充当亡国奴，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屠杀。相反，统一集权却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于正确的方向，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用于错误的方向，又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但它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团结统一才有力量。在社会斗争中，各奔前程者必无前程，集体奋斗者才能成功，这也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

　　另外，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统一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呢？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先生认为，元朝和清朝都属于征服王朝，它们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首先与它们所采取的生产方式、民族心理有关。而匈奴和北魏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与中原的农业完全对立的畜牧业还不足以支持他们征服中国，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理应由多民族联合治理，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自从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逐步形成了华夏族也就是后来的汉族以来，在多数时间内中国都是由汉族的剥削阶级来统治，其他少数民族虽然也曾在边疆地区建立过一些民族性的政权，或者也曾入主中国北方，但直到蒙古统一中国以前，少数民族从来没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统治者。汉族的统治阶级，凭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力，不仅对广大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对周围的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这种统治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必须用暴力来维持，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自周秦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曾多次反抗汉族剥削阶级的这种统治，或者企图同他们争夺对中华民族的统治权，但这种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战国和秦朝曾经抵抗或战胜了北方的匈奴；西汉、东汉统治者迫使一部分匈奴人投降，另一部分匈奴人西迁欧洲；唐朝打败了突厥并迫使一部分突厥人西迁；曾经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统治者，也没能统一中国。

　　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对立，造成了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心理。几千年以来的民族冲突正是从此产生的。但处在上升阶段的汉族地主阶级还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他们假借民族斗争的旗号还能对广大汉族人民起较大的号召作用，同时他们所要捍卫的封建生产方式，也能在不同程度上被多数汉族人民所接受，因此他们才有可能战胜少数民族的进攻或侵扰。而自从北宋以后，汉族的地主阶级在民族斗争中就屡打败仗，最多只能维持屈辱的和平，最后南宋又与金朝划淮为界，偏安一隅。这说明汉族的地主阶级已经走过了它的兴盛发展阶段，正逐步走向衰弱和灭亡。只有十来万军队的蒙古统治者最后却战胜了拥有上百万军队、几千万人口的金朝和南宋，正是由于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封建统治阶级。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也逐渐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继续走着汉族地主阶级腐化没落的道路，因此最后只能被农民起义的暴力所推翻。凭借农民起义力量上台的明朝统治者也没有力量阻止封建社会的进一步衰落，最后又灭亡于人数不多的满清贵族。蒙古贵族和满清贵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不仅是少数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是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对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因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少数民族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出现的只能是各族人民的平等联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各族劳动人民对极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和改造，无论是汉族的少数剥削者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统治中华民族的现象，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朱耀廷)[编辑： 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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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分析与评价成吉思汗西征

　　如何对待成吉思汗西征？这是成吉思汗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肯定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统一中国北方的斗争，但一提到西征不少人往往予以基本的否定。西方的史学家与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两种意见，有人将成吉思汗西征看作是一场天灾、一场浩劫，一场来自东方野蛮人的黄祸；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缩短了地球的距离，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当中，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进行了西征。描写成吉思汗的历史人物传记，不反映西征，这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领袖就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求实务真的态度。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知难而上，应该敢于描写成吉思汗西征，应该正确分析西征的起因，如实地反映战争的过程，并用生动的事实说明成吉思汗胜利、其他民族失败的经验教训。

　　本人编著的<成吉思汗全传>和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成吉思汗传>以《蒙古秘史》《元史》《史集》为主要参考资料，如实描写和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历史的反思。蒙古西征并非成吉思汗挑起的，花剌子模边将海儿汗杀死蒙古450人的商队，花剌子模国王又杀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西征，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花剌子模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视与侮辱，这种事件即使发生在现代，也会引发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当然，本书也没有故意为西征辩护，我认为当时蒙古族正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企图占领更多的领土，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确是成吉思汗进行西征的终极原因。为此，本书专门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为争夺汗位的一场“出师前的争吵”，而成吉思汗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多地占领西方的领土。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手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本身也是世界征服者，他经过多年战争已经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不少国家，并企图在征服伊斯兰教主哈里发之后，再出兵征服斡罗思并征服东方。他之所以敢于杀死成吉思汗的正使，也说明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妄气焰。为了对付摩诃末，伊斯兰教主哈里发曾经派出使者，希望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出兵相救。而他们所谓的“约翰长老”正是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不少历史著作反映了这一事实，本人认为这一事实是可能存在的，这不是替成吉思汗西征进行辩护，而只是说明成吉思汗西征事出有因，说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在描写西征的具体过程中，本书一方面写了花剌子模内部的各种矛盾，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写了战争的挑起者海儿汗的抵抗及其悲惨的下场；写了摩诃末国王的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同时也描写了花剌子模名将帖木儿灭里和札兰丁王子的英勇抵抗；描写了蒙古内部的反战情绪，尤其是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对西征的批判态度。其中用了一定篇幅描写长春真人西游，目的正是为了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从主题思想看，本书将西征视为历史的悲剧，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不仅有成吉思汗，也有花剌子模的海儿汗和摩诃末国王等人。战争当然免不了杀人、死人，本书对这一问题既没有大力喧染，也没有故意回避，而是用批判的态度适当予以反映。

　　我不同意西方某些政治家所谓的“黄祸论”。我认为，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说成是什么黄种人或中国人造成的，并由此引出黄种人野蛮、低劣和好战的结论，这纯粹是在借题发挥，而根本不是在谈论历史！我们中国的史学家们，也不能因为害怕西方人说什么“黄祸”，宣扬什么“中国威胁论”，而不敢涉及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西征是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蒙古奴隶主贵族造成的，它与当时蒙古草原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它只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战争本性，并不能说明所谓黄种人的野蛮与好战。在成吉思汗前后，欧洲的十字军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东征，也曾造成了极大破坏。在近现代，又有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以及老沙皇进行过世界性的侵略，对各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如果说成吉思汗西征是什么“黄祸”的话，那么这些欧洲人所进行的征服与侵略就应该叫做“白祸”。而这种“白祸”对社会、对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成吉思汗的“黄祸”。这说明文明的、资产阶级的白种人的本性，也并不比奴隶主阶级的黄种人高明多少。实际上，所有这些，既不是由黄种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由白种人的本性造成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他们不能影响统治阶级的政策，也无力阻止统治阶级所进行的征服战争。

　　另外，从时间上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是先征服中亚和俄罗斯，然后才征服金国和南宋。成吉思汗西征开始于1219年，结束于1225年；长子西征开始于1235年，结束于1234年；旭烈兀西征开始于1252年，结束于1260年。而蒙古灭金是在1234年，灭南宋却是在1279年。在进攻南宋时，蒙古的军队中就有斡罗思一带各民族的军队。他们在元朝被称为色目人，享受比中国的汉人和南人还要好的待遇。因此，用“黄祸论”来解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并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好战，既违背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又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步的。

　　四、经商与战争――西方学者为什么将成吉思汗评为“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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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惨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因此，讹答剌城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首要目标，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它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打破东西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认为，如何正确地分析经商与战争的关系，是能否正确评价成吉思汗的关键。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先生在《翻开看世界历史》一书中曾客观地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与经商的关系，他说：成吉思汗在占领“朝鲜、唐古特之后，本想停止扩张。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且想要同花剌子模沙拉和平相处。但是沙拉的一个督统杀了蒙古商人。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仍然是希望和平相处，派使团要求处理杀死蒙古商人的督统。沙拉不但没有同意成吉思汗的要求，反而杀害了使团团长，其余的成员被剃光胡须押出国境。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无理行径，做好准备后于1219年进攻并摧毁了花剌子模。”“沙拉杀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这是血仇，所以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报了仇。”②尼赫鲁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包含了如下几种含意：第一，从成吉思汗的本意讲，当时“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是想在蒙古与花剌子模两个东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一条和平商路，保护两国的和平商人，促进双方和平相处；第二，当450名商人被杀死之后，成吉思汗也没有立即选择战争，这说明他和平相处、和平经商的诚意；只是在花剌子模沙杀死其正使、侮辱其副使之后，成吉思汗才不得不选择战争。尼赫鲁先生认为花剌子模的这种做法是“无理行径”，“是血仇”，实际上是对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原则的粗暴践踏；第三，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是为了替商人和使者报“血仇”，这就肯定了成吉思汗打击花剌子模的正义性。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时具有一定的自卫反击战性质，只是以后才发展为民族征服战争。有一位华裔日籍学者陈舜臣先生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一族>中，曾将花剌子模的这种行径称为“古代的恐怖主义”③，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过分。

　　中国学者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曾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第一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西征即长子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钦察道”；每三次西征即旭烈兀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的另一个汗国-伊儿汗国，“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④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⑤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⑥。

　　美国传记名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其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⑦

　　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的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⑧韩国著名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⑨

　　我国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也曾经充分肯定过成吉思汗西征在促进中西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驿牛’和‘邮人’，把中原原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一直到他的子孙时代还继续改善和发展这一艰巨事业。”“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⑩正由于蒙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于是将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1383处，拥有驿马44301匹，驿车3937辆，驿船5921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⑾。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⑿，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⒀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⒁它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了重大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⒂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⒃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从“缩小地球”、“沟通欧亚”的角度研究成吉思汗，认为他“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⒄，是功不可没的英雄和伟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给世界名人排队时，往往将成吉思汗列入中国乃至世界100位名人之列，甚至列为十大名我之一，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还曾将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究竟是征服者还是民族英雄？是黄祸制造者，还是千年伟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是否西方人的评价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或者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民间游戏，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恶作剧呢？我研究了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出的评价标准和理由，我认为还不能得出以上那些结论。第一，他们提出的世界“千年伟人”的一个标准是“依据由谁缩小了地球为原则”，经过民意测验，多数人集中提到了两个人，一是成吉思汗，一是哥伦布。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虽然成吉思汗杀人很多，但他与哥伦布一样缩小了地球，而在外交方面却不知比哥伦布胜出多少倍。第二，他建立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东西从太平洋到东欧；南北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比亚利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和前苏联占领的地盘都辽阔，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第三，《华盛顿邮报》还报导说：他们之所以评选成吉思汗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二个一千年的头号风云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那一年，他们还同时评选出第二个一千年最重要的发明，即源于中国的印刷术。他们指出：将印刷术与成吉思汗“这个人和这件事比较一下十分有趣。一个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一个从科学文化、教育手段、思想观念上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印刷术改变了历史，同样，成吉思汗也影响了世界。”第四，他们提到，蒙古人后来并没有统治好中国，对欧洲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成吉思汗也并不是一个温顺和蔼的人，也不是思想家与解放者，而是一个残酷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这样一个人为千年伟人呢？他们认为：“他是拉近世界的最伟大的人。”他们指出：“历史并不是圣人、天才和解放者的传说，成吉思汗最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至今还未找到一位比成吉思更为合适的人选。”⒅他们将是否“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当作评价世界风云人物的主要标准，我认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

　　因为成吉思汗曾经大量杀人，而看不到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为他曾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战争，而看不到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这实际上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性认识。

　　本文既介绍了世界各国若干名人、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论，也概括了本人对成吉思汗评价问题的基本看法，其中难免有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术界的同仁及读者朋友们予以斧正。我认为，正确地评价成吉思汗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国内民族团结的需要，是改革开放、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既不能模棱两可，也不应束之高阁，而应该通过认真研究，尽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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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第一章<蒙古族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印度)尼赫鲁：《翻开看世界历史》，蒙古文版，扎布译；乌兰巴托出版社，1987。

　　③(华裔日籍)陈舜臣：《成吉思汗一族》；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

　　④德山：《元代交通史》，北京：远方出版社，1995。

　　⑤(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94。

　　⑥(加拿大)斯塔夫里·阿塔斯：《全球通史-1500年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⑦(美)哈罗兰姆：《人类的帝王-成吉思汗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

　　⑧转引自《世界种地蒙古人》，2001年第一期。

　　⑨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23页。

　　⑩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⑾(明)宋濂等：《元史》卷101《兵制四》，第2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⑿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9页；待查。

　　⒀⒂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⒃(日本)饭村镶：《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日译者序及后言，巴图、都固尔扎布译；268页。

　　⒄⒅《华盛顿邮报》1996年4月19日阿米·伊·斯克维兹报导；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32页。

　　作者简介：

　　朱耀廷，男，1944年12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6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原北大分校)历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成吉思汗全传>、电视剧文学剧本、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中华文物古迹旅游>、<北京文物古迹旅游>、<中国传统文化通论>、<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等。(朱耀廷)[编辑： 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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