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日前在上海挂出免战牌，表示将不再继续深入讨论国企产权改革方面的问题，从而单方突然结束了由他引发的这场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9月21日《新京报》）
这场争论，真的就要这样结束了吗？假设如此，则不仅是遗憾，也更令人担忧。抛开观点本身的正误是非，郎咸平教授引发的这场大讨论，总归是十分有益的。我们的改革，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作支撑，而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经过了充分
争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咸平教授挟“异见”的出场，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也许需要声明，这并无关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他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不同。一项决策，应该既论证“可行性”，也论证“不可行性”，郎咸平教授的工作便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可行性”论证的价值要甚于前者。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明确知道，郎教授的“离席”是什么原因。但无论如何，在争论还没有任何明显胜负端倪的时候便戛然而止，已经让下一步的“国退民进”式国企改革面临困局：假如郎的学说成立的话，继续推进便是不恰当的，但似乎也不能因此而停滞。在如此混乱的理论状态下，应何去何从？
郎教授的主动离场留下的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难题。在理论本身的意义之外，该事件有着更多层面的提示。比如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正在关口上、正是需要学术前行“探路”的国企改革，却最终把学术“赶跑”了？是谁赶跑了郎咸平？我们的学术环境，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不仅是理论界应该对此进行反思，这亦已是全社会的共有话题。无可否认的是，郎教授在学术和实践双重意义上都颇具价值的出场，在理论界更多遭到的却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强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很多都是无意义的，但郎咸平的不是，起码目前没有理由说他的发现是无价值的。为什么学术界不能对“异见”再尊重些再友好些？真理不辩岂能明乎。（来源：河北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