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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9月23日:中国高层新老交替由先例成惯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3日10:03 中国《新闻周刊》

  新老交班

  以一封信和三句话,江泽民与胡锦涛握手后,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由邓小平开始的先例,至江泽民成为惯例。中国高层领导实现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由此形成制度、规范和程序。

  只有从中国历史纵深的视野,才能见证这一事件的意义。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高层领导实现平稳过渡,昭示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足以给国人和世界以长久的信心。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致力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历史命题。而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平稳过渡的制度化,正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被寄望于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15年前邓小平全退的先例,到江泽民全退时已成惯例。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接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这正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一次实践。

  “中央政治局: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这封信落款时间为2004年9月1日。外界发现,江泽民此信的开头段落,与15年前邓小平辞去同一职务时信件的开篇一字不差。

  这并不是巧合。如果说15年前,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先例,此次江泽民的同样行动,已使其成为惯例和制度。

  从先例到惯例

  9月20日,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江泽民向出席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194名中央委员和152名候补委员及其他列席会议者挥手作别。

  在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提议由胡锦涛继任后,江泽民在信中还说明,将按法律程序于明年辞去最后一项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江泽民写给中共中央的辞职信中,外界还首次得知,他在两年之前——即十六大召开前夕,已“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考虑到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很重,从大局出发,决定江泽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职务”。

  和前任邓小平一样,江泽民退出中央委员会后,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留任两年。此次请辞,是他的重大决策。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对本刊说,党的最高权力交接已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有媒体评论说,江泽民以身体力行的方式,顺利地进行高层领导新老交接。为高层领导权力交接树立典范,同时反映了中国政局稳定,各种政治组织经济运作如常进行,无需担心因为一个人的去留而影响大政方针。

  从个人勇气到制度

  在中国,最高领导主动辞去领导职务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深谋远虑,需要决心和勇气。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退休制度总得想个办法建立起来,长期不解决不行。

  1980年2月,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对本刊表示,当时邓小平为“文革”后遗症痛心,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殚精竭虑。

  邓小平的推动,在1982年和1985年连续取得突破。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尤其是后者,被视作废除终身制的标志事件。当时,包括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在内的131名老一辈革命家集体退出领导岗位,规模之大,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顾委不过是一个半退的过渡办法。到1992年十四大取消中顾委,10年间,邓小平和陈云先后出任中顾委仅有的两届主任之职。

  虽然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但被公认为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王贵秀教授说,邓小平在十二大之时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党内同志提议他出任党的总书记,目的就是为日后彻底打破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做准备。

  由于邓小平的崇高声望,他率先垂范的举动使后来几次老干部的大规模退休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他本人,也在1987年离开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仅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在明确了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邓小平于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由江泽民接任。邓小平的愿望,是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离岗,他后来对弟弟邓垦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事实证明,邓公此举对党和国家的稳定意义重大。自此以后,中国高层人事上的更迭更加有序。

  “一个制度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邓小平”,王绍光教对本刊说,“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开始制度化的第一步”。

  而它的第二步,王绍光认为,是由江泽民把邓小平的先例变成了惯例。他的离职过程与程序,与邓小平极其相似,“以老带新”的时间也是两年。甚至,他们在离职时的讲话都风格相近。

  江泽民今年78岁,比邓小平的退休年龄都年轻。此次全会的公报也称赞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在历史上,中国恰恰曾经拥有个人权力至上的传统。而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在主动请辞这一问题上,都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王绍光对本刊说,只要一直执行下去,这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依法执政的一次实践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1989年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人事更迭的脉络看,上述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加强。

  1992年十四大选出的7位政治局常委,只有刘华清年纪超过70岁,胡锦涛时年只有49岁;而据王贵秀透露,1997年十五大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原则上已经要求在70岁以下,因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成为惟一的例外。时年,江泽民71岁。

  到了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政治局的九位常委年龄全部在70岁以下。当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向外界介绍罗干时曾说,他今年69岁,是我们这个集体的老大哥。

  王贵秀向本刊记者表示,对于高层领导人任职时年龄,中央并无公开的明文规定,这仍然只是一项惯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郁认为,中国高层领导实现新老交替平稳过渡是国家稳定的标志。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法律的规范内执政,这是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举措。

  党建权威专家、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引用邓小平的话对本刊说,希望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各项制度要完善起来。本刊记者 杨中旭 □潘丽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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