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实录：关于高考制度的思考

　　《今天的中国》播出以高考制度为话题的最新节目，以下是节目实录。

　　第一部分

　　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China Today，《今天的中国》，我是李文仪。无论您在中国还是旅居海外，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快速来掌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非常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件、或是手机短信的方式持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和新闻线索，不过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我们要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滨顾老师，顾老师您好，您好。顾老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科研管理和教育发展的研究，多年来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高考问题，曾获得过“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奖”，主要著作有《非主流经济学研究》。而第二位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雷老师，雷老师欢迎您，您好，雷老师主要从事的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著有《取静集》、《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第三位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嘉宾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王东成王教授，王教授您好，您好，欢迎您来。王教授主要从事的是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教学研究，多年来始终关注着中国高考制度，著有《生活与艺术人格》这本著作。同样的，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最主要要谈的就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知道中国的高考制度从1952年以来，其实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中间曾经一度停办，到1977年才又重新恢复，首先要请教各位，我们知道其实三位嘉宾都经过了高考这样的一个试练，其中顾老师是参加1977年的高考，第一批高考。雷颐老师跟王老师是1978年的那一批嘛，就是全国性的这样的普考，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当初参加高考的经验是什么？

　　雷颐：

　　因为当时我正在部队，我就在当空军地勤，我听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也不太相信，没有否定文革，居然大家心中想否定的一个制度，但是不敢说出来，而中央当时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是很兴奋的。但是我当时是在部队里面还在服役，服役期没满不能够参加考试了，那么后来我就复原回去，我参加了1978年的考试。关于1977年的考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很有趣但是很说明当时的问题；因为突然提出来要恢复高考，因为当时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恢复了，邓小平说一天是一天，所以哪怕是推迟入学，也要1977年要恢复。恢复了，当时经济很困难，试印试卷的纸都没有，怎么办？当时正好推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一个决定把印《毛选》第五卷的纸拿出来印考卷，后来我就考试就考上了。

　　顾海兵：

　　应该说当时很兴奋，因为当时从1966年开始我们中国停止了高考选拔，采取了所谓的民主推荐的办法，那么实际上这种推荐方法没有能够把真正有文化的人推荐到高校去念书，那么这样，1977年开始的高考，应该说相对于过去的不是高考的这种所谓的民主选拔的制度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所以应该说那时候参加高考是非常兴奋的，能够感觉到有文化的人终于有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王东成：

　　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先生的一个伟大遗产，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讲呢？意义也极其重大，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不会今天当教师，

　　当学者，当什么大学教授，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个状况，像我一样的许多怀着大学梦的一代人，这个梦就被文化大革命的黄沙永远地卷去了。

　　主持人：

　　不过现在高考制度一路走来还是发生了一些些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些展望跟解决之道，但到底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的现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下面这段短片 。

　　短片1：

　　从1952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然而不久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全国统一高考一停就是十一年，“文革”以后高考制度作为全国性的人才选拔方式被重新提及，然而时代的变迁，使得旧模式难以跟上社会发展，于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高考就不断地进行改革；1984年，高考开始实行“保送生”标准，1995年“3+2”考试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1998年下半年教育部提出“3＋X”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新方案在1999年逐步推广至全国；接着在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随着高考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高考作为中国唯一的统一人才选拔标准，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不足。

　　主持人：

　　看完了这个高考制度，越来越这样严格，我想要再请教三位嘉宾的是为什么这几年来会有这么多改变呢？

　　顾海兵：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背景，如果说大家都是考同一张卷子，但是在录取的时候又按照不同的分数来录取，这样就产生了很多人对高考的一些怀疑，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比如说采取3＋X的做法，这样就使得全国各省的高考的分数就不具有了可比性，同时也发挥了各个省的积极性，中国的高考制度其实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造，一个是改良。

　　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改变的一些做法，甚至连改良都不一定达到这个目的，确实是针对着现有高考并不能非常有效地考察出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雷颐：

　　是，我们为了体现学生有多方面的素质，能够多方面素质被考核，因此有了这些考试方面的这些改变，过去没有这个办法吧；对，觉得多次的试探，这样那样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考察，学生的素质这种努力 这种探索本身还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

　　所以三位教授对这个改革的方向大部分都是抱持肯定的态度吗？

　　王东成：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动干戈的改良，是一个小修小补的。

　　主持人：

　　对，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些学生他们的心声，我们通过他们例子

　　我们来了解高考制度现在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短片2：

　　北京的王超同学是2000年的高中毕业生，那一年他踌躇满志地参加了当年的夏季高考，但是在高考考试的当天，他却生病了，(王超)：“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怕第二天考不好，于是我就说开个夜车吧，开夜车然后就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感冒了，然后就一直发烧，结果头晕的厉害，考试就没发挥好。”分数出来以后王超发现自己的成绩比平时低了一大截，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复读；然而为了提高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北京市从2002年的高考开始实行3+X的科目设置，理科大综合中加试了生物，这种变化让包括王超在内的许多同学一时难以适应。(王超)：“当时在高中三年的时候，我觉得生物不是太重要，就没怎么学它，可是到第二年考试的时候，复习的时候，由于别的科目占的比重也很大，然后突然发现又要考生物，所以说在时间的分配上，我对生物用的时间，就来不及复习它，就少了一点，然后结果考试的时候，就没拿什么分。”于是王超在2002年的高考考试中再次名落孙山。

　　主持人：

　　所以从这个王超的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改革是不是对有些学生，像是复读生或者是位于改革交替年代那些考生的确是很不公平？

　　顾海兵：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我们很多高考改革的出台的程序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说，我们现在很多高考改革的举措在出台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详细的社会论证，比如说可能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而像这样一种涉及到很多人利益的重大的比较大的，对于考生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些改革的做法，必须经过一个详细的论证，也许他征询了一些意见，但是我们缺少一些法制，比如凡是涉及到高考的，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出台和高考相适应的法律，但直到今天为止像高考这么大一个事情，中国直到今天没有一部关于高考的法律，可能我们更多的靠的是所谓教育部门的政策，而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它的多变性，而且我们的政策制定往往可能是教育部门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之内征求所谓社会的意见。

　　雷颐：

　　其实现在很多人批评高考就是很多，不论像是保送或者其它的高考制度，其实政策制定不透明，大家其实都多所怨言。

　　主持人：

　　但这个之后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深入讨论，到底是哪些制度不透明，造成哪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虽然三位老师都觉得改革的速度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的速度的确让人家也觉得非常地快速，有一点惊讶，那就是扩招的速度，但扩招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做了一个短片，我们一起来看看。

　　短片3：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和高校录取人数迅速增长，据统计1978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23万，而从录取情况来看，1978年全国高校录取了27万人，只占当年参加高考总人数的4.7%，而刚刚结束的2004年高考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而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早在2000年高考录取率就已提高到65%，这意味着100个高中生中有65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主持人：

　　三位嘉宾我们看到中国的扩招速度，高校扩招速度其实真的是蛮快的，其实就一调查有一个数字，就是现在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只有4%，所以扩招可能还是有它的一些基础，那就是让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不过我们忧心的是扩招真的会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质量也跟着是维持一定的水准，还是人数变多、量变多，质量却反而下降了。

　　顾海兵：

　　应该根据我的这些年来的教学经验，我的体会是这样，我不讲它的基础课，比如说它的数学、外语，这个我现在很难判断它是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可能是提高了，我们现在不断地强调外语，但是就我所观察到学生的毕业论文的质量的确是降低，我认为是这样。

　　主持人：

　　好，那结论是降低了，那二位老师呢？

　　王东成：

　　我是高校教师对这点好像有点发言权，就是现在大课越来越多了，大课是什么意思，人数很多，大课越来越多了，这个大课实事求是地讲它就是比小课质量差，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主持人：

　　对啊，因为一个老师对那么多的学生。

　　王东成：

　　还有一个就是学生们人均拥有图书的量也在降低。

　　主持人：

　　图书馆增加藏书的速度也没有赶紧上。

　　王东成：

　　赶不上，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学生们在疲于奔命地上课，课时排得满满的，再加上我们现在把所谓的应试教育已经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了，许多学校都把大学四年级腾出来给学生找工作，给学生考研做准备，因此大量的课都挤在一二年级，所以一周下来学生们基本很少有自己自由看书，自己来独立思考问题的时间，

　　每天就是不断地上课，不断地上课挣学分。它严格来讲不是自主招生，但是我觉得对西部贫困地区是要有照顾。

　　雷颐：

　　我接触过几个所谓有自主招生力的招生办的人，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自主招生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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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主持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谈到的是高考教育的一些问题嘛，尤其我们刚刚谈到扩招制度似乎量增加了，但是学生的质量是跟着在降低，不过我们回到我们谈的所谓的高考制度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高考制度，我们刚刚都谈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现在其中现在高考其实有一种考生，所谓的偏科生，那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些领域非常地突出，像是理工科，

　　但是他语文科就可能完全不行，所以他如果直接去考高考的话他可能会名落孙山，但是为了保障这些学生的权益，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叫大学自主招生权，但到底什么叫做大学自主招生权，我们用一个短片来介绍，我们一起来看看。

　　短片4：

　　自主招生是对传统招生方式的一种改革实验，被确定为试点的大学可以按5%的比例从全国各省市招收符合各自招生标准的优秀学生，这些学生也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但是会在某些方面享有优惠。享有高校自主招生待遇的学生大概有三类：一是能够体现学校特色专业的特长生，主要指没有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途径展示自己才华的文科生；还有就是综合表现优秀的尖子生，主要指那些在成绩能力等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优秀学生；再就是传统眼光中所谓的“偏才”“怪才”等。

　　雷颐：

　　就是我们现在高校讲的自主招生，他严格来讲不是自主招生真的只是一个加分的机会而已，只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的自主招生，而且不是真正的自主招生，包括特长生招生也是这样，特长生的招生我们是有50分的加分，所以它也不是自主招生。

　　主持人：

　　那能够达成当初想要作为招收到这些有专长素质的学生这样的目的吗？

　　顾海兵：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有一部分有专长的人，因为在这个低分的程度，不是很严重的条件下能够跨进这个门坎，但是对于像韩寒这样的人，比如说他特别偏科的，你即便有这样一个自主招生，哪怕你给他降20分，甚至降30分，那么他也可能进不来，所以它仅仅是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

　　王东成：

　　我觉得自主招生它应该有一个前提，我跟雷老师的观点差不多，自主招生的前提应该是大学独立，没有大学独立自主招生一句空话，当年的吴晗考清华，考清华大学的时候，他语文100分，他数学0分，但是清华照样录取他了。

　　主持人：

　　独立是独立，有自己招生的权力那样。

　　顾海兵：

　　不不不，讲究大学独立是大学作为一个试点享有充分的自治各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实际上是严格地在教育部门的控制下的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单位，比如说我们说重点大学的校长的任命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地方大学的校长也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的，它是这样，在形式上党委书记由中组部，校长由国务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自主招生呢？

　　雷颐：

　　实际上现在没有自主招生，在大学每年到招生的时候，校领导和招生办的那些人就已经要接收到来自很多方面的条子，走后门，那么他要顶得住，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很难顶得住 ；他又想，他知道如果不自主招生，就是会有一些人才，大学没有主动性，有的人才会被埋没，他又知道现在如果放开这个会有很大的腐败，他就来了一个折衷的态度，就是他刚才介绍的那个可以允许你通过考核降低几十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比如说有些学校我知道，很好的学校规定了我只在北京市的某几所重点中学进行这种降低分数的这种自主招生。那么你为什么只在几所重点中学进行呢？那么对其他中学的学生是不是一个不公平啊。

　　主持人：

　　那我们发现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那如果自主招生，王老师说在大学独立还没有完成之前，这个制度已经存在在这里了，但是似乎没有办法达到它的功效，那我们应该对它怎么办？它应该存在吗？

　　雷颐：

　　我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应该先在大学的地位上进行改革，就是说真正让大学自主，然后再实行这个，当你没有大学自主这个政策我觉得很难。

　　主持人：

　　所以您觉得现在应该先废除。

　　雷颐：

　　我认为应该先废除。

　　主持人：

　　那王老师。

　　王东成：

　　我写了很多文章都要废除这个。

　　雷颐：

　　我赞成这个观点。

　　主持人：

　　您也赞成要废除。

　　雷颐：

　　因为没有大学的自主就没有大学的自主招生。

　　主持人：

　　好，那顾老师呢？

　　顾海兵：

　　我可能和他们两位的观点不太一样。

　　主持人：

　　为什么?

　　顾海兵：

　　我是主张大环境和小环境要区分，我们不可能等到所有的大环境都具备了再进行小环境的改革，我认为我们教育小环境的改革完全可以超前，至少是不落后，那么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见得非要等到很多政治体制改革都完成之后再来完成，或者说以某种，比如说我一定要消除它的行政级别，然后我才可能自主招生，这个观点我也不赞成，那么根据我的体会，做一件事情两条，一个是阳光，一个是民主，那么这两条你说它和我们的政治改革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小环境条件下，已经比我们十年前的环境有很大的改观了，我别的不讲就拿我们系来讲，就拿我所在的系来讲，我们现在在招收博士生的时候就采取阳光和民主两条做法，阳光就是我们所有的过程是透明的，第二个民主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授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

　　王东成：

　　这个我认为，顾老师说这个不具有操作性，他面对的是茫茫的一群人，老师再多都不可能达到那样。招博士，报你这个系的博士，我说多了一个、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人，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本科招生那么多的人，没有操作性；另外，到现在没有几个成功的个案。我接触过几个所谓有自主招生权力的招生办的人，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自主招生劳民伤财，没有实际效果。

　　主持人：

　　说到这个高考的问题，其实最近国内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奇怪了，大家都追逐名牌大学，导致了国内有一个新名词叫做高考移民的产生，那到底什么叫做高考移民？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短片。

　　短片5

　　众所周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全国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都低；1997年，北京市颁布的一项政策规定外地人员在京郊指定的试点小城镇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便可获得北京市城镇户口，于是，在北京的小城镇买一套房子再把子女的户口落到北京，让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考，考上在原籍很难考取的名牌大学

　　成了很多外地人为子女设计的一条高考快捷方式。

　　因为可以办户口北京周边小城镇的房子一下子火了起来，户口指标一直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这些原籍不在当地的考生也被人形象地冠以“高考移民”的称呼，然而“高考移民”并不单单出现在大城市，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情况同样普遍。

　　主持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高考移民的这种东西产生呢？它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

　　它是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高考体制决定的，因为我们现有的高考体制它是不同的省采取不同的录取分数标准，那么在有一些省，比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它的录取分数比较低，甚至比起考试大省的分数会低到50到100分，同时我们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比如说少数民族地区，那么我们的录取分数也相对比较低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录取标准本身就不统一，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分考生那么就通过采取转移户口的办法，转移到一个录取标准比较低的省份。

　　主持人：

　　可是，是不是这个就算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王东成：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像这种北京、上海，这种教育资源本来很发达的地方对它的照顾应该取消。

　　主持人：

　　怎么取消？

　　王东成：

　　完全取消，就完全取消，就跟其它地方大致相当；但是我觉得对西部贫困地区是要有照顾。

　　主持人：

　　顾老师您怎么看呢？

　　顾海兵：

　　我可能和他们的观点有相同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也有不同的部分。

　　主持人：

　　不同在哪儿

　　顾海兵：

　　因为他们的观点可能是对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要继续回到统一的高考制度上来，就是全国是一张卷子，按照一个分数标准来衡量；我的观点是回到高校彻底地自主招生，那么这个高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出一套考题面向全国，那么这个标准它在全国来讲也是统一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上和雷先生和王先生的方案不太一致。

　　主持人：

　　这样会不会造成考生的困扰，因为比如说，他要去考一个学校，他要面对一份考卷，他要考三个学校，他就三份考卷，这样会不会造成考生他自己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的负担？

　　顾海兵：

　　其实这样考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没必要把全国所有的高考都在统一的时间里面，而且把一份高考变成几份考试之后，其实对考试的紧张程度会大幅度下降，因为过去咱们可能是

　　一次考试定终身，是吧，那么现在我多几次考试，表面上是考的数量增加了，但是在考试的

　　紧张程度上会大幅度的下降。

　　主持人：

　　所以那这个问题，三位像刚刚，您觉得还要自主招生，您还是觉得应该全面废除北京优惠的这样的措施，是这样子的吗？那王老师呢？

　　王东成：

　　我认为应该废除，应该公正始终是一个在教育资源的公正问题上，始终是应该我们持守的东西，应该说从基本方面我是赞成废除这样一种对于发达地区分数倾斜的。

　　顾海兵：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达地区的考生据说他们的考分比较低，但是据说他的综合素质比较强。

　　主持人：

　　综合素质。

　　顾海兵：

　　对，比如说对外界信息的接受能力，对新知识的把掌握，据说还有这样的议论，所以可能90%的程度上是有问题，但是也不排除低分数里面还有10%的人，分数低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差。

　　王东成：

　　这个问题我说只是据说，我对高校有这个感觉，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考生他在同班同学中

　　是高考的分数是比较低的，念下来四年大学他可能不再是班级最差的人了，他可能成了中等的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顾先生说的那个据说可以得到一些证明，就是他有一定的素质，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考硕士、考博士，还都是外地的考生占了绝大的优势，北京的孩子，由于有北京户口，又由于比较好找工作，他进一步深造的数量相对就比较少，我在高校教书

　　我觉得真正出类拔萃的，在学生中间特别优秀的，还是一些外地的考生。

　　雷颐：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最关键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是哪个地方的孩子更优秀一点，我这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刚才他说了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他的学生接触，因为他天然的，在这个地方具有了一定的优势，(在大城市)接受外界的信息多，那么我觉得在这时候就更不应该给他们照顾，这个时候恰恰贫困地区，他没有接触那么多的信息，没有办法的，他的劣势，他的惟一的优点就是我能够考高分，这恰恰是一个，他本来就不公平了，那么高分录取对他来说是扳回来更加公平一点，如果还因为这个他考了高分，但是他综合素质还不如那些发达地区的人，

　　所以让发达地区的人可以低分上，那是更加不公平了这个社会，我觉得恰恰在这儿。

　　顾海兵：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观点以前我说过，恰恰发达地区其实是“吃肉”的，发展地区往往是“吃菜”的，而且原来我，甚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发达地区不仅分数不应该低，

　　而且发达地区分数应该高录取的标准还应该更高一点，因为你投入多，发展中地区你投入少应该分数低一点，这是我的观点；那么后来为什么我说90%我认为这个制度有问题，就是按照不同的分数标准，但是为什么说10%有它的一定因素呢？是因为最近有一些高校提出来这个观点，他们说我们愿意接收分数低一点，但是对外在信息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比如说他认为发达地区，在这方面比发展中地区有一部分学生能够强一些。

　　主持人：

　　好，所以那我要总结一下，雷老师您刚刚跟王老师的意见是要取消对于发达地方的分数线的一个限制。

　　雷颐：

　　对，照顾，招生指标的照顾。

　　主持人：

　　好，那偏远地区呢？

　　雷颐：

　　我觉得应该有，应该的。

　　主持人：

　　但是我想，讨论到高校移民，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所谓存在着城乡的差距，如说城乡资源上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其实包括北京、上海，大家一直批评的

　　就是他们已经享受太多太多的资源，为什么他们的学生还可以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我们追根究底，请问三位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呢？

　　雷颐：

　　这个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这个是太难太难，或者说问题在哪？这个牵扯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结构从1953年起实行计划经济，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实际上把中国的居民就分为两个部分，我们现在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城里吃商品粮和农村人吃农业粮，叫农民，所以农民他变成一种身份，就是说哪怕现在农民你当工人了，到城里来做了工，我们也称之为农民工，尤其从前比如说就是1978年以后允许农民去做一点小生意，有的发家致富了，成了一个老板了，也称之为农民企业家，他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农民身份，那么实际上就是农村在二元结构中，农民一直居于一种劣势地位，现在有人提出来要给农民国民待遇。

　　主持人：

　　是，那现在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觉上像一个现代世袭制，总不能让它一直世袭下去吧？

　　顾海兵：

　　城乡教育差距应该说最近还有一点好转。

　　主持人：

　　对，为什么？

　　顾海兵：

　　就是我们现在对教育乱收费，有了比较大的消除，而且现在在体制上有点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乡村的教育这一块已经到县一级统筹了，就是乡村教师的工资不是再由乡村来发，而是由县一级的教育部门直接把工资打到每一个教师的头上，所以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还远远不够。

　　雷颐：

　　其实过去我很早就提出来，首先我们应该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彻底免费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

　　主持人：

　　为什么?

　　雷颐：

　　我们讲这个义务教育，实行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实行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在城里它就是由国家来负担最基本的费用，恰恰在农村是由乡镇负担，实际上还要摊到农民身上，实际上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

　　王东成：

　　这个里面，当然您刚才问的这些问题，说是这些不公正的问题，怎么解决？按照我的想法，归根结蒂得大力发展民办高校，私立学校没有民办高校的发展，没有私立学校的发展，这类现象都不能有效的解决。

　　第三部分

　　主持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革方向，那就是民办高校，不过三位嘉宾在讨论民办高校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到底目前中国民办高校现况是如何？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短片。

　　短片6

　　作为中国第一家开展远程教育的全日制综合性民办高校，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学院成立于1997年，当时依靠的仅仅是20万元集资办学款和租来的20多亩地，那时的在校生也只有30多人。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汪馥郁院长回想起学院起步阶段的困境感慨良多。(汪馥郁)：“主要是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不太认同，总认为民办高等学校是一个低水平、低层次的一个学校；另外呢 ，就是资金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经过起步阶段的摸索，

　　学院领导开始潜心研究适合学院特色的发展战略，一个叫做从严治校，我们的家长他讲，我们就是看中你们从严治校这一条来的；第二条就是我们从一建校就始终注重的教学质量，强调要质量立校；第三条就是我们强调服务，我们提出的口号叫做服务兴校，就是要用优质的服务来为学生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正确的发展战略给学校带来了惊喜，短短7年之后，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已经成为拥有

　　固定资产10亿，占地1500亩，学生超万人的北京一流综合性大学；2004年，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正式脱离了“民办高校”梯队，被纳入了国家普通高校序列，成为了一个由理工类、经管类、文法类、艺术类等14个二级学院，共计51个专业组成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然而，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成功发展，在中国广大民办高校中仅仅是一个特例。从目前中国民办高等学校的整体发展形式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师资力量薄弱 ，教育硬件的不足成了禁锢民办高校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每年报考民办高校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在报考公办高校未果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民办高校，于是生员质量的偏低也是直接影响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原因之一，这种种因素使得中国的许多民办高校难以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青睐。

　　主持人：

　　好，三位嘉宾，看完了民办高校的介绍，接下来就要再请教三位的是中国现在民办高校

　　似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民办高校在学生心目中似乎都不太受青睐，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雷颐：

　　从大的方面就是他没有转户口的功能，因为户口在中国很重要，你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那么民办高校没有转户口的功能，这是第一，学生所谓的能够考上公立的他决不会去上民办高校，第二 实际上是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它的包括发文凭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现在还要取消学历文凭考试，使民办学校更加感到雪上加霜。

　　主持人：

　　那当初为什么国家不让他发文凭呢？

　　雷颐：

　　开始是让他发的，现在又取消。

　　主持人：

　　那为什么当初要取消呢？

　　顾海兵：

　　据说可能是在把关质量上有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他还是没有看到教育你只有彻底的放开，让它有竞争，那么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学，美国私立大学，有哈佛啊、耶鲁啊什么这类的，也有很多很差的学校，应该在有个长期的自然在市场，或者在社会里有一个竞争来产生这个，而不是应该我们习惯于，尤其在教育里面习惯于由国家统一的教育主管部门一刀切，下一个命令，很简单的下一个命令，事先他争取多少民办学校的同意了呢？

　　主持人：

　　所以我觉得民办学校现在觉得最叫苦连天，应该说它就面临了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国家在先天上就给它很多的限制，这样它的硬件、软件，包括它的师资，包括它的环境可能都因此受到限制，王教授您的意见呢？

　　王东成：

　　是这样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尤其我们为了控制教育资源，我们经常说要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跟国际社会接轨，但是在办高校问题上是严格控制外国资本的介入，我觉得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得允许，外国资本的介入，得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办高校。

　　雷颐：

　　对我也是这个观点，目前是不允许的，那么应该让外资进来。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我是搞中国近代文化，作过研究中国近代的高校产生，首先是外国人在这里办的学校。

　　主持人：

　　是，所以您觉得允许外资进入民办高校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顾海兵：

　　当然你要有具体的管理办法管理措施，但是你应该允许外资进来，包括中国的民间资本进入，应该是优惠而不应该是采取种种的限制，所以这个是一种观念上门坎应该低一点，但是你可以测定他的质量，因为这跟我们多年来把教育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阵地，要培养的是什么接班人这个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是特别警惕外国资本对教育的渗透，我觉得这个观念得改变了，因为错误的观念得抛弃了。

　　主持人：

　　所以等于也是让教育进入所谓的市场竞争阶段嘛，让民办，无论是民办还是公立的都让他们竞争。

　　雷颐：

　　是啊，你只要放开它，允许它，自然而然会产生里面再有淘汰机制，比如说我们就看，1949年以前，南开大学就是私人大学，还不错，周恩来不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嘛。

　　王东成：

　　如果我们能给有些民办学校放开的话，它实行一种市场的原则、市场的规律，有的老师就高薪，有的老师薪水没那么高，有的老师就可以解聘，这样就是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机制就好办得多了。

　　主持人：

　　对，我相信对这个问题三位嘉宾应该是意见都还蛮一致的嘛，就是要放开然后让市场自由去竞争，那自然优胜劣败，这个情势就会非常明显了，好，所以最后我就想要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请教三位嘉宾，可不可以请三位嘉宾用简短的话来表达，我们已经谈过这么多有关于高考的问题，这么多有关于一些高考的弊病，但是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方式，我们来提出一些建言或者希望用，最后简单的几句话来帮我们做个结语好吗？谢谢。

　　顾海兵：

　　我觉得中国高考这个制度的发展，肯定是要走向高校自主招生，当然这个东西的取得可能还有很多阶段，我觉得目前有一个前提，一个是加强媒体的监督，那么在媒体监督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有一些法律，所以我希望能够出台媒体监督我们的整个高考全过程的法律，这样就使得我们的高考有很多不正之风，或者说一些腐败的东西会最大程度的减少。

　　雷颐：

　　我觉得任何教育制度的考试都事关考生的命运，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他们是作为一个，

　　在这个试验阶段是充当了一个白老鼠的(身份)，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我觉得改革，首先我们要追求更好，但首先要防止更坏。

　　主持人：

　　王老师

　　王东成：

　　教育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所以我寄希望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拓展和进步，我寄希望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依法获得和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完善这种高考的操作，使我们的考生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使教育高等教育健康地发展。

　　主持人：

　　对，没有错，其实教育是百年大计嘛，就像雷老师说的，在这个教育的部分我们要从事任何改革一要非常地审慎，因为随时做错一步，可能影响的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学生的未来，他们的一辈子可能就葬送在这一次上面，同时我们真的也期望我们国内的教育政策真的能够越来越透明，给我们考生一个更公平的环境，这样才是我们所期待的。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嘉宾来到现场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讨论内容，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加入，《今天的中国》我们下周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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