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18纪念日比较特别，因为它的前一天9月17日正好是甲午海战110周年。两个同为遭日本侵略之辱的纪念日如此一前一后，且不说还有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如此多的国耻纪念日，我们究竟该纪念什么？
110年前的9月17日是不应当被忘记的。日本，这个一个半世纪前曾和我们一样落后的国家，正是通过甲午海战击败了中国，建立起至今对亚洲的优越感。而甲午海战失利本该
是中国最后觉醒的机会，然而也许它的打击太重了，以至今天，过多的纪念日让后人有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并不缺少纪念日。缺的是对纪念日的反思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败于黄海的那一天本该就是一个反思的日子。那天距离清政府历史更为悠久的一支海军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仅12年，刚好一个轮回。12年前，身为文人，不懂军务却前往福建督办军务的张佩纶在闽江边的中岐山，亲眼目睹福建海军樯橹灰飞烟灭。12年后，已经督任北洋海军15年，却依旧不懂海军业务的总兵丁汝昌，在9月17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右主炮发出第一炮时就从被震塌的“定远号”舰桥上跌落受伤，一群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清军舰长不得已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群龙无首的混战。
这场被称为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参加的海战，尽管北洋水师在未能击沉日军1艘军舰的情况下被击沉5艘，但主力定远和镇远两舰仅受轻伤。甚至有部分西方评论家认为，从战役角度看，北洋水师是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完成了护航任务，而首先撤离战场的是日本舰队。然而不得不承认，被动接战的北洋海军不是日德兰海战中主动寻找敌军舰队的英国皇家海军，无论是在大东沟海战还是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并没有主动歼敌于海上的勇气。海战后躲在港口内从此不敢出海寻敌的也并不是日本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虽然在日德兰中损失远超德国，但这损失对于英国皇家海军庞大的舰队来说实在微乎其微，而英国庞大的造舰能力更不是大清国可以比拟的。黄海海战前，清政府在国外的一系列应急购舰计划全部落空。从1894～1895年间，清政府一系列购舰活动虽然仍声势浩大，采购对象遍及欧洲、南美，采购目标从军舰乃至不惜购买商船改装。然而最终仅购入鱼雷猎舰2艘、鱼雷艇4艘。即便如此，由于工期延误或者大国干涉，竟无一艘能回国参战。
这无疑预示了多年未添一舰一炮的北洋水师的命运——在一个向近代化大步迈进的国家多年倾全国之力的攻击面前，北洋水师只是一个没有近代化国家作为后盾的地方舰队，它的命运早被注定，而它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无法支持他的国家的命运。
直至甲午战争结束前，清政府经营多年的数个舰队一直是按照地区防御的需要建立，作为陆上防卫的附属力量。一个农业国家微薄的国力，即便没有那么多贪污和腐败，它对现代化武装力量的扶植也是极为薄弱，更何况它需要面对的是4支海军舰队。近代化的海军，不论是舰船还是人员，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无不需要大量金钱加以持续支持。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明朝的落后经济体制无法为一支有效的常备军提供财政上的支持。然而这个落后的体制，竟然又让击败他的后来者几乎毫无变化地继承了几百年。
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压制商业，更不用提海外贸易的国家，每年数千万两的岁入和从古至今重文轻武的思想，对于无法立竿见影的海军建设的确缺乏持续支持的可能。从1875年开始的海防大讨论决定建立南北洋海军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末海军的建设更像是一种危机触发的短暂热情。它很容易被国家日常的耗糜所排斥，海军力量就像是一部缺乏维护的机器，反倒经常被文人们以没有产出的浪费而痛斥。1891年，一位外国评论者写道:“在芝罘、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之间，中国的炮舰和运输船运送旅客的生意越来越兴旺。”部队的主业不仅限于练兵习武。类似的现象直到数年前才在中国消失。
曾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经对严复表达过这样的见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海军是一个高度科学化、机械化的兵种，不论是装备、人员和训练都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实战才能看出效果。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利用全国的力量，积多年持续的规划和建设，根本不能发挥其效能。然而一支强大海军的作用绝不仅仅如李鸿章所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军绝对是一个国家自信心的具体体现，一支没有获胜实力的海军没有任何威慑能力。
“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当年李鸿章的思想并未因马尾海战的教训而改变，相反是日本从中国身上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海军发展基本同时，但却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为目标，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理论。
1870年日本制造琉球事件，1874年侵犯台湾，尽管最终未能得手，但日本因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因海军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舰队，故双方没有发生直接交锋。但当时日本就正式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改为中国，更在1887年出笼《征讨清国策》。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认为“东洋形势已非昔比”，经向天皇奏报，日本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8年建造军舰。日本高层认为，“今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拟一大铁舰向四方展现实力，并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尝轻侮我邦之附近直接外患(中国)，必将乘我之弊。若至于此，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故曰:谋陆海军之扩张，乃当今之急务，政府所宜孜孜于此者也。”
战争无疑是对人类财富的最大浪费。然而对两个面对战争的国家，投资军事赢得胜利还是放弃武力招致失败的毁灭，如此明确的抉择，腐败和无知仍然会蒙蔽许多人的双眼。20多年中，清政府用于建设和保障北洋舰队的全部投入仅占当时财政收入的2%。而日本海军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以资挹注。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阁议通过，11月24日，日本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上自天皇，下至文武官僚百官，无不为掌握日本之利益线及建立攻势国防之军备而出钱效力。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到1892年则高达41%。而腐败的清政府却在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清漪园，筹备皇帝大婚和慈禧60大寿。日本为国家安全甚至可以暂时让经济让步，清政府则奢靡和浮夸超越一切。
历史实在残忍，竟然用如此之多的纪念日提醒我们，对一个渴望和平和独立的国家来说，国防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一天也不能停止。俾斯麦曾说，“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好一些”。在这方面，日本正是我们的老师。主笔◎蔡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