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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足迹的民间记忆)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5日10:16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共和国足迹的民间记忆)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图)
祖国55周年华诞特别策划

  55年的光荣。55年的风雨。55年的坚韧。55年的奋发。

  一个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大国就这样踏上现代化的求索,就这样从封闭走向世界。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震撼世界之旅。这是一段全体国民共圆复兴梦想的不懈努力。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共和国国际化、现代化的征程,面对着社会经济的剧烈转型,我们激情昂扬,我们众志成城,我们任重道远。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而庄严的生日,我们选取了民间视角,试图透过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记忆,来打开一扇见证祖国成长的窗口。

  这是一次不能忘记的纪念。——编者

  生于1949年

  谈万瑛是北京某涂料公司的工人,她本来应该今年才退休,但一来因为厂子效益不好,二来因为成天跟有毒有害的材料打交道,在她46岁那年就办理了内退手续。

  跟她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一样,谈万瑛一聊起过去就忍不住感慨现代社会的优越生活。“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往好处奔。”谈万瑛说。

  谈万瑛出生在海淀区苏家坨村,那时候的海淀可不像现在有一个中关村全国闻名,连北京的城区都算不上。“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算城区,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算近郊,门头沟、密云、昌平等才是远郊区县。”谈万瑛说。

  谈万瑛在那时海淀区的乡村里生活没多久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玉米粒剥完了,人们就把玉米棒子剖开,用碾子碾成粉,再掺到玉米面里吃。”谈万瑛回忆说,“吃了这种东西大便都拉不出来,好多人受不了,饿得身上浮肿。”

  跟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回忆起那段岁月,谈万瑛就有满肚子的牢骚。

  因为吃,谈万瑛对那个年代的粮票、油票都有着生动的回忆———那是轻易不能动用的,票都要攒着,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买些瓜子、花生待客。

  谈万瑛在1969年中学毕业后开始到公社出工,一干就是10年。10年间,受教育、搞运动成了她的“主课”。“那时思想好,有10分的力气就要使出12分来。”谈万瑛说,“现在一年出的汗还顶不上那时一天出的。”

  回忆起过去,谈万瑛还带着一丁点儿留恋,“充实”。她说。

  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谈万瑛还是有新的烦恼,“丈夫下岗了,房子太小……”谈万瑛抱怨。但她对这些看得挺通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闹心事儿。”她说。

  生于1959年

  李单,报社编辑,热爱驾车旅游。

  他的第一个交通工具是自行车。“1973年第一次骑自行车,我14岁。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把骑车当成锻炼身体,我当时可觉得骑车是个苦差使。”

  上世纪70年代,李单的祖父母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改造,他和父母住在北京。当时家家都要烧煤球,每隔一段时间,李单就骑着自行车跑60多公里路,把家里省下来的煤球给爷爷送去。那时北京到邻近的三河县的燕郊是马路,再往下走就是土路了。早晨7点多,李单便骑着自行车,载着80多斤的煤球,摇摇晃晃从家里出发,天快黑的时候才能骑到目的地。“从车上下来,我觉得都找不到自己的腿了。”李单开朗地笑了,似乎是在谈论别人的趣闻。

  “我们这批人,算是幸运的,赶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8年,李单成了人人羡慕的大学生。正是在大学期间,李单对自行车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那年暑假,他与同学一起骑车周游了北京郊区,甚至骑到了天津。“自行车成了我们出游的工具。”

  不过,当时的旅游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舒适,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宾馆饭店。为了节省开支,李单和同学到天津时在海河大桥上睡了一夜。田间地头、老乡家里、山村小学他们都住过。李单并不觉得这种旅游方式辛苦,反而品尝出另一番快乐。

  1994年,李单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这是一辆二手车,主要作为他工作的代步工具。“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的汽车,北京街头除了公共汽车,就只有少量的上海、皇冠、桑塔纳等品牌的小轿车,那会儿根本不知道堵车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6年,换了一辆进口车,李单才真正开始了驾车旅游的幸福生活。“汽车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李单以北京为中心,开车去过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北戴河、张家口、太原、郑州……

  2003年,李单换了第三辆车:“车辆在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中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从自行车到汽车,从代步到旅游。”

  生于1969年

  如果说1949年出生的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气风发,1959年生人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么1969年生人则正在幸运地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1969年生人共同的特点是,我们身上既有历史留下的印记,也有对未来的憧憬。”

  庞卓超是我国著名公关公司———嘉利公关顾问公司的总经理,算得上成功人士,但他留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不是财富,而是自信。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权,比如选择自己的工作。”在选择大学专业上,庞卓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由于父母的执拗,他大学的专业是“非常不喜欢”的理科,整天对着冷冰冰的仪器让他感到活力被压抑。“我喜欢文学,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给别人的思想提供新理念。”

  1992年,庞卓超大学毕业,这一年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给庞卓超这批有着无比激情的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一年,他终于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

  庞卓超的第一个选择便是放弃进入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跑到中关村的一家软件公司“打工”,他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如果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像我这种不务正业的人是根本找不到工作的。”

  半年后,有了IT从业背景的他跳槽到了一家电脑杂志社当广告编辑,这样他又有了从事广告媒体的经验。几年后进入广告公司,使他彻底偏离了当初父母为他安排好的人生轨道。“我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说到这里,庞卓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1996年,庞卓超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嘉利公关公司。他并没有诉说过多创业的艰辛,只淡淡地说:“刚开始时我们有点像‘皮包公司’,两三个人、拎着一个皮包装两个图章去敲客户的门,主动推销自己,现在却是客户来敲我们的门,因为有更多的人认可了我们的价值。”

  “虽然说机会都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但如果生活没有给你提供良好的机会,你就要自己创造机会———个人的努力永远是最重要的。”在对自己有了客观的判断后,庞卓超拥有了完全的自信。

  生于1979年

  刘安泽是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今年上研究生一年级。他在工作三年后选择了考研,“就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用他的话说。

  刘安泽来自河南新乡农村,在他们村子里,考上大学算不上新鲜,但考上研究生还算是个稀罕。在刘安泽小时候,大学生可算是村子里稀罕中的稀罕。他认识不了大学生,但幼小的心灵中常常想像他们怎样超凡脱群,怎样高大伟岸———他们是他的“偶像”。

  在“偶像”的激励下,刘安泽在小学毕业后就穿着补丁衣服到离家30公里开外的中学就读。第一个冬天,他穿的平板鞋不但保不了温,还从中间断开了。那时候的冬天冷,他就用作业本上写过的纸裹着脚上课。没有电话,不能跟家里联系,人小又回不了家,刘安泽苦苦挨了两个星期,等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时才重新换上一双旧的没有断裂的鞋,那时脚上已生满冻疮,袜子粘在上面都脱不下来。

  那是刘安泽最“惨淡”的求学经历,事隔多年,他回忆起这件事还历历在目。“现在大学里的教室,冬暖夏凉,那种‘凄惨’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刘安泽面对现在校园里的幸福生活,不无感慨。

  刘安泽很感谢父母坚定地选择了支持他读书,“接受教育多,见识广了,不会再像父母那样一年到头就守着几亩地。”在他们老家,像他这样的“幸运儿”不多,一部分孩子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难以坚持学业。这是刘安泽每次回家最忧虑的事:“路是修宽了,房子也盖漂亮了,但知识不够,整体素质上不去。”

  刘安泽的专业是精算师,这是一个课业很重的专业,他几乎每天晚上都选择在教室里上自习。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一个星期抽出3~5个小时来锻炼身体。

  “我们这种专业毕业了,坐办公室的居多,我不想让现在的‘白领综合症’将来落在我身上。”他说。

  生于1989年

  陈丝禹、白晓晨、高杨都是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分校学生,同为1989年出生。他们在一起,话题多而宽泛:功课、游戏、电影、汽车……

  从小到大,白晓晨对北京印象最深的是车。小时候,爸爸骑车出去,把小小的她装在前面的车筐里,妈妈坐后面。但忽然之间,家里就有汽车了,满大街也都不知从哪儿冒出了那么多车,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的景象是看不见了,堵车成了北京城的新烦恼。

  说到车,高杨最津津乐道,他家里的车从夏利换成了捷达,又从捷达换成了现在的别克。父亲还专门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样,他上课也成“有车一族”了。这个15岁的男孩,在电脑游戏方面有着“天赋”,他曾经去韩国参加过电脑游戏比赛。高杨认为韩国游戏做的比国产游戏好,“国产游戏太粗糙,画面也太差,玩起来没劲。”

  身为女孩,陈丝禹和白晓晨对高杨的游戏不感兴趣,她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是最近又上演了哪些好莱坞大片,从《指环王》到《蜘蛛侠》,从《蜘蛛侠》到《哈利·波特》,提起这些大片,她们如数家珍。国内有好的电视剧她们也看,但她们不会到点就在电视机前“猫”着———那样太费时间,她们会在电视剧出了碟版之后买回来一次看个够。

  玩归玩,陈丝禹、白晓晨、高杨对功课都抓得很紧,暗地里他们都在相互较劲。他们不太看得起去国外上初中、高中的同学,认为他们都是学习跟不上才出国的。“出国只能玩儿,学习还得在中国,基础打得牢,而且各方面都适应。”陈丝禹说。陈丝禹每逢假期都出国旅游,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对那些在国外读书的同学,她一点儿也不羡慕,认为他们在国外太孤独。

  但陈丝禹也有对现行“教育体制”不满的时候,“太千篇一律,上一样的课,听一样的话。”而高杨对此更是“身体力行”来抗议———老师教怎样写作文,他常常别出心裁弄一篇,但有时也能拿高分———那在小学时是不可能的事。

  最让他们不满的是学校的校服,不好看穿着也不舒服。“我们应该穿我们觉得适合、舒服的衣服。”他们说,“那才是我们的个性。”

  生于2004年

  28岁的秦辉20天前刚刚当上了爸爸,初为人父,他整天抱着儿子傻乐。“我儿子生下来就有8斤7两,我出生时才6斤7两,比我足足重了1公斤。我出生时奶水还不够吃,是吃糊糊长大的。我儿子还没出生,衣服、玩具、奶粉都准备一大堆了。”秦辉说起这些,语气里还带着几分“羡慕”。

  儿子还没取名字,对秦辉夫妻俩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子在国庆55周年时出生,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是生逢盛世的幸运儿。”秦辉说。

  秦辉计划,儿子从出生到长大,要享受最幸福的童年,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要拥有最好的发展空间。但他同时强调,不会给孩子规划一生:“我们给他创造条件,但选择的权利交给他。”

  秦辉说,他将和儿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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