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直面“成长的痛苦”

　　苏北

　　正当我们沉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争论着一些地区行业的是否过热、期待着宏观调控之举早日顺利到位之时，一重浓重的阴影正迎面袭来———

　　东部的浙江，一些曾经令人钦羡的明星市镇，因为缺水、缺电，企业成本飙升，出口

订单无法完成，外商放言撤资，不少企业被迫考虑外迁。这就是舆论惊呼的“成长的烦恼”。在西部，有媒体报道，山西全省采空和塌陷区已近2000平方公里，有23万人吃水困难，30万亩水浇地沦为旱地。一些地区的厂矿周围，资源枯竭，污水横流。村民天天闻着刺鼻的恶臭，不少娃娃出现畸形，生起怪病。这已经成为当地民众有切肤之感的“成长的痛苦”。

　　痛定思痛。这“痛根”很清楚：既有模式的增长已达极限，传统的发展理念应当终结。

　　“以资源换增长”。我们国家的资源相对不足已成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而且利用效率偏低，GDP40%的投资仅使经济增长9%，而印度只用GDP20%左右就可达到这个速度。一味地打拼、透支资源，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除了GDP的增长，还有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环境的破坏、生态的灾难和生存的显患。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那些辉煌，明天还能延续吗？

　　“低成本快速扩张”。这“低成本”从何而来？那是政府压缩失地农民、拆迁居民的基本权益，低价、强制、运动式“圈地”得来的，那是政府控制利率水平、以行政力量帮助企业低门槛方便借贷得来的，那是政府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大力倾斜劳资关系以保持劳动力廉价供给优势得来的。成本软约束，牵连着的必有风险软约束。正是这种低成本，发出了市场错误的价格信号，促成了企业错误的经营决策，导致了部分行业错误的重复建设和投资扩张。显然，随着中央在宏观调控中整治土地市场的重拳出击，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随着由“民工荒”引发的对“劳动环境”的重视和治理，这样的低成本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摊饼式’外延发展”。不少企业的发展就是摆脱不了一元二元三元的“多元化”套路，只想做大，不求做强，不求一心一意地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不少城市的建设，就是打破不了二环三环四环的“多环化”格局，只想做大，不求做特，不求独辟蹊径地去探求体现现代运营规律的城市经营之道。结果呢？中国的不少企业经营者、城市管理者，在“摊饼”方面都是“高级厨师”，在“建塔”方面却是“入门学徒”。倘若总是在低端、在粗放经营基础上去自我复制，哪一天才能脱胎换骨、升级换代，笑傲于全球化市场竞争之中？

　　当然，传统的发展理念，既定的增长方式，有其难以逾越的成长阶段和顽强执著的路径依赖，亦有其显赫一时的发展业绩和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但是，眼前的这成长中的“烦恼”、“痛苦”是不可回避的。东部的企业可以外迁，去重复“昨天的故事”，但当地完整的产业链条、配套体系、品牌效应，都能同时伴你一路远行吗？我们看到，西部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乡镇，官员们可以举家搬进县城，一些采空塌陷、不适人居的矿区，腰缠万贯的富豪们可以去通都大邑入伙“新型市民”，可是，普通百姓们，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窘迫的今天、梦想子孙们美好的明天呢？

　　我们应当深思，应当警醒，应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去转换发展思路，创新增长模式。发展还是硬道理，发展还要讲新道理。这新道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倡扬“升级型经济”，形成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集约化增长方式，就是要倡扬“多赢型经济”，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倡扬“人本型经济”，使实现人民的意愿、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的权益的理念贯串于发展的始终。

　　如同改革，从传统发展观向着科学发展观的转换，是深刻的，也是艰难的。对政府而言，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干部体制、财税体制的框架中，在既有的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公共服务的压力下，与这一转换相联系的，有利益的调整、速度的调节、风险的平抑和新路的探索，也有思想的解放、制度的供给、法治的推进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但这是我们必然要承受的代价、支付的成本，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应对之举。经历了这一成功的转换，我们将赢得更为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消解了这一成长中的烦恼和痛苦，我们将进入更为广阔、更多阳光的发展天地。

　　时下备受关注、议论不断的宏观调控，其真意、其实质，就在于要使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早日进入崭新的轨道。我们不必期望政府的一次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经济增长的深层问题，就能熨平科学发展的现实进程，但是，它毕竟发出了一个信号、一次预警，毕竟提供了一次倒逼、一个契机。（/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