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婴缺损 3千万光棍足以将许多地区搅得鸡犬不宁

　　有专家认为，在2002年全国出生的1604万人中，男孩比女孩多了近150万人；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全国因出生原因造成的男女性别不平衡人口则多达3000万人。但出现3000万光棍的可能时间不是在2020年，而是在2040年以后。

　　女婴缺损警报

　　类似于一场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正在刚出生的男女婴儿身上发生着。不过，在这场战争中，“非正常消亡”的不是男性，而是女婴。

　　9月初，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权威数据。在198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人口学概念，指每100个出生女孩中对应的出生男孩数量)为108.5；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升高到了116.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为119.92)，个别地区甚至高达135.6！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02年全国共出生人口1604万人，其中男孩比女孩多出近150万人。就在今年，在22岁到49岁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人数多出1676万人。

　　“国际上出生性别比一般稳定在103-107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属于不正常状态。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目前全国31个省市区中，除西藏和新疆外，均超出正常范围，而且还呈现妇女胎次越高，性别比越高的特点。”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报告中附带了这样的警示。

　　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背后，是出生婴儿中有大量应该出生的女孩没有出生，这在人口统计学上称为“女孩缺损”(MissingGirl)。许多人口和社会学家都对这种缺损忧心忡忡。

　　女孩缺损，一个最直接而且最简单的联想便是男性婚姻配偶的缺失。

　　在今年3月，许多媒体就打出了“20年后全国将有3000万光棍”的大标题，一些专家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3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一家媒体甚至说，中国男子在2005年就将难娶妻。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解振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主任王震宇在去年就想和她的同事李银河申请有关性别比的科研课题，但因故取消。她说，这肯定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一个人从出生到个体成熟，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一旦真的出现大量的婚姻挤压，而后面的千军万马又跟着上来，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问题已经不早了，一定要把这个隐患掐死在摇篮里。”她说。

　　500万还是3000万

　　如果真有3000万光棍，无疑“足以将许多地区搅得鸡犬不宁”。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关爱女孩”行动指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组长陈胜利表示了同样的关注，“性别比持续升高是客观事实，值得重视。”他透露，针对性别比异常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一个由人口和社会学领域十几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实证调研，“已经工作了三个月，结果在年底就会出来。”

　　但对于“3000万光棍”这个数字的可靠性，他给予了否认。“这个事情大家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纯粹是子虚乌有，媒体夸大了事实。”

　　他提供了一个由“宇航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到2020年，我国共有515万由于不正常性别比多出来的男性。他解释，在2004年，22岁至49岁的结婚适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676万人；然后通过年龄移算法和公认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推算出在2020年，22岁至49岁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将累计多出2191万人。515万为两者的差额。

　　“在2004年多出来的1676万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陈胜利说，“这部分人群是在1954年-1982年出生的，而那时候的性别比是在正常范围内，也就是说，这多出来的1676万人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在计算2020年由出生性别比异常带来的男性增加数字时，要把2191万减去这个正常的数字。”

　　但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则坚持“3000万”一说。他的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依据是：在2002年全国出生的1604万人中，男孩比女孩多了近150万人。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全国因出生原因造成的男女性别不平衡人口也会多达3000万人。而到了2040年，这些人群恰恰是在22岁-49岁的适婚年龄。

　　“出现3000万光棍的时间不是在2020年，而是2040年以后。”他说，“这只是一种假设的前景，但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不是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对于这两个相差悬殊的数据，其他人口与社会学专家认为，如何计算有多少女孩缺损，在统计学上是容易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估计，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一个共识是，不管是500万还是3000万，这个问题都应该立即引起重视。

　　“如果这500万主要分布在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就有可能在这些地区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陈胜利说。

　　专家们预见，非意愿不能成婚男性的增多，将严重影响其他婚姻家庭的稳定性，而在出现第三者后，最后受伤害的大多还是女性。另外，大量单身男性的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正常满足，可能会导致色情市场的发达，从而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谁是凶手？

　　“性别比持续升高带来的危害远远超出了人口结构领域本身，它的背后其实是对女性生存权的剥夺，她还没有出生便被剥夺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历史室主任肖扬说。

　　她把女婴缺损的凶手锁定在“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上。在经济上，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越需要男孩来维持生活，发展经济；在文化上，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现实中，男女在受教育、就业、婚姻和家庭地位等很多方面仍不平等，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没有男儿的家庭在进入老年后将面临无人赡养的困境。

　　“我们一直在呼吁生男生女都一样，而到目前为止，生男和生女仍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肖扬说，“如果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能扩大，社会保障水平不能提高的话，就很难解决人们的实际困难，也很难改变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B超、染色体鉴别等技术手段使人们轻松实现了千年来的“生男儿”愿望。大多专家都认定，相当一部分人群进行有选择性流产是导致我国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

　　“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当所生育子女数量急剧减少到一定数量时(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人们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就会显著上升。”解振明说。

　　一位在不发达地区县城妇产科工作的大夫告诉记者，尽管医院已经严禁利用B超进行婴儿性别鉴定，并规范了引产条例，大多数准妈妈还是能够提前获知孩子的性别。“正如媒体所说的，不需要医生说什么，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让孕妇心领神会。如果接下来她想非正常引产，可以把有经验的医生请到家里做，也可以到私人诊所做，现在很多私人诊所都有小型B超。”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比升高有些影响，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陈胜利强调。他的这个观点获得了出席今年7月下旬的人口与性别国际研讨会的专家一致认可。

　　“就像有人在起跑线上放了一枪，在出生性别比上，中国、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都是在1985年B超技术普及后同时加快了升高速度。”他说。一个事实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尤其是在韩国，政府甚至鼓励生育，而其最高出生性别比一度也达到了116。

　　对于“人工选择说”，北京大学人口学研究所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单纯的选择性流产不可能导致性别比攀高到116.9。“我们认为女婴漏报应该是主要原因，因此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隐藏的婚姻挤压问题远没有媒体反映的那样严重。”庞丽华副教授在邮件中这样答复。

　　放开二女户？

　　“尽管依然有女婴漏报因素的影响，但我国这二十多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增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种趋势再持续下去，等到积重难返了，就会演变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室主任侯东民说。

　　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均表明，妇女生育的胎次越高，性别比也越大。《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报告中清楚地显示，2000年妇女第一胎的性别比为107.1，到了第二胎就上升为151.9，而到了第三胎则变为159.4。

　　侯东民认为，二胎性别比之所以出现如此“过度反应”，是相当数量农民家庭“生男儿”心理压力的集中体现。而农村二胎性别比在整个性别比水平中占有很大的权重，在目前性别比令人震惊的情况下，如果抓住二胎性别比这个关键环节，对农村双女户政策上放开三胎，就有可能使二胎性别比恢复正常，从而缓解整个性别比的异常。

　　“对农村二女户放开三胎，这种政策微调不会对目前已基本稳定的低生育率产生很大影响，是一个代价小而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说。

　　在符合我国控制低生育率目标的前提下，侯东民和他的课题组曾经提出了一个“2.4防线”。这个理论认为，占总人口近40%的城市人口出生率已基本稳定在1.4(一个家庭平均有1.4个孩子)，如果能把农村的生育水平稳定在2.4左右(一个家庭平均有2.4个孩子)，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就基本稳定在2左右，这仍然是一个很低的生育水平，处于自然更替水平以下。

　　“198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独女户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生第二胎，今后再对农村二女户放开三胎也是可行的选择。”侯东民说，事实上，目前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在实行这种政策，这一微调对于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更小。

　　根据他们的测算，在控制好农村“有男儿户”生育的前提下，对农村二女户再开一个小口子，让他们按照自然规律“生男即止”，仍然不会突破“..4防线”。而由此带来的“红利”是，假定目前农村一胎和三胎的出生性别比不变，如果能把农村二胎性别比降低到106左右的正常水平，全国的出生性别比将降低到110以下。（记者　徐彬）（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