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在江苏南通举行

上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首次提出“城市带”的概念，认为城市带应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按照他的标准，目前我国只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跻身于全球六大城市带，其他五大城市带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也称为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学者公认，大城市带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代表着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最高水平。

与会的英国大伦敦市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梅尔指出，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发达国家创造最大财富的，都是大城市带，他将各国的大城市带形容成“会下金蛋的鹅”。美国华盛顿州副州长罗伯茨·罗布表示，他为代表华盛顿人民来经济发展快速的长三角参加此次论坛感到喜悦与荣幸。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拉莫斯的观点更让人振奋，他激动地说：“长三角城市带集中了许许多多的企业家、发明家、学者、技师和普通劳动者，这个城市带的发展已超越国界，城市带中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大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三大城市群对美国经济贡献了65%的GDP，大东京、大阪、名古屋对日本经济贡献达70%，而我国三大城市群对我国经济贡献率不到40%。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的这句话，将国内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空间进行了数字量化。通常认为，长三角城市带以上海为龙头，由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镇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等十几个城市组成。记者注意到，这些市均派出市长或副市长参会。

城市理论：“创意城市”的基础是居民

英国经济学家汤姆·坎农，在论坛全体大会上的发言，获得了最多的掌声，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高级经济顾问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在激情澎湃的演讲中，着重阐述的“创意城市”理论。

汤姆·坎农说，他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发现那里的居民有创造力，有能量。他认为，这特别重要。“今后的城市发展，我认为要建设创造性城市，即创意城市。创意城市的基础是人，而不是那些建筑。城市领导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过得更好，而不是他们可以想得更远。这是一个新的理念，能否接受这个理念是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挑战。建设城市硬件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城市中居民的自信，建立他们的知识资本。”他指出，全球的许多城市过去过多地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而忽略了人的发展。“我们要考虑，城市的发展不仅是道路、桥梁、高楼，而且包括培养科学家和有各种能力的居民，有像足球和摇滚乐这样的活动吸引人民居住。”

华盛顿州副州长罗伯茨·罗布则说：“如果城市中的老人和孩子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多大改善，那么，我们建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和扩大城区就是失败的。”

国内学者甘师俊认为，现在绿色GDP的提法深入人心，是否还应提出一个“健康GDP”呢？即用GDP值减去因发展经济给人们带来健康问题所耗费的数额。他说，这很重要。

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绿色与健康”

在论坛专家报告会上，国内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著名专家甘师俊教授，在报告的最后，将目光投向身后的电子屏幕，他建议，国内所有的城市规划工作人员，都要看看这几个字——“城市规划：绿色与健康”。甘师俊将“绿色与健康”几个字放得非常大，并在后面加了一个同样大的叹号。

在报告的开始，甘师俊引用了一段所有城市规划工作者较熟悉的一段话，大意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潜在影响的规划，就是中国城市的规划”。他痛心地说，中国城市发展了，但污染同样触目惊心，许多城市的水质不合标准，空气是二三级标准，环境污染还让数百万人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他指出：“绿色与健康是规划中首先要考虑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还应是适应自然承受规律的过程，城市应是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城。”

甘抨击了许多城市规划人员的规划模式，即通常只是按预测的中远期城市人口规模来机械编制城市规划，一味地“摊大饼”，最后才亡羊补牢地考虑绿化与健康。他提出的规划思路是先确定城市区域中的生态不可用地，再根据各种因素测算生态安全水平，在此基础上，在编制规划时还应给城市建设提供必要的弹性空间。

甘解释了他理解的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自然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内在价值，人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代言人和自然保护者。

此外，城市规划还要注意建设健康城市。这个健康包括人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康。SARS过后，北京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北京市民认为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健康。调查也显示，美国短寿者中，50%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20%是因为环境污染。甘认为，城市规划还要为市民拥有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供条件。过去100年中，美国人寿命增了30岁，其中25岁是因为公共卫生和预防增加的。城市必须改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城市中健康地享受生命。

大城市病：除了中心区没有“次中心”

英国大伦敦市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梅尔，提出了“大城市病”的问题。他说，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城区中心区的人口压力过大，特别是那些只有一个中心，而没有次中心的城市，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的发展。只有一个中心的城市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必须要创造次中心来改善这种局面。试想，只有一个中心的大城市，市民大都居住城市边缘，每天早上，大家都开车往市中心赶，这使市中心交通拥挤不堪，还使市中心的地价高昂，造成人们买不起房子。

协作发展：城市群中不能“各干各的”

安东尼·梅尔“自揭家丑”，讲述了伦敦发展过程中一味地“摊大饼”，曾希望将伦敦的活力推广到伦敦以外，结果破坏了生态，牺牲了环境，最终才发现，周边许多小城市的功能，并非大城市能够替代。他提出，城市带发展要协调各个城市的作用，共同发展。牛文元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方向是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应该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具有经济实力强大，产业基础坚实，拥有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工业体系，现在长三角的各个城市都在行动，尤其是制造业，这给整个地区的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形成龙头产业带来契机。但中国受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限制，造成不少城市之间的资源、资本“内讧”。“当务之急是，克服因行政区划形成的障碍，解决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弊端，构建没有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的自由经济区和城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