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群英秘密北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二十多批民主精英究竟当年是怎样在英、美和国民党特工人员眼皮监视下秘密离开香港的？当中发生了多少传奇故事？这些北上人士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直接参与了这项秘密工作的杨奇先生撰写了这段史实。

　　精英加盟新中国诞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古都北平举行。经过各个党派共同商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由这次会议完成法律程序的，因而这次会议以创建新中国、开辟新纪元而载入光辉史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正式代表中，从香港北上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就占了110多人。他们从响应中共倡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到秘密离开香港，辗转抵达北平，直至同中共一起筹备和出席政协会议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说是为了缔造共和国的一项“系统工程”。这110多名民主精英成功到达北平，人民政协会议在1949年9月顺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

　　翻开史料就会知道，1946年6月，蒋介石军队全面发动内战，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再也无法在蒋管区立足。为了避免迫害，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尽力协助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去，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活动。1947年7月，解放军就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南京政府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在此形势之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于1948年4月23日到达河北省西柏坡，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打到南京去”、“建立新中国”。

　　旅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首脑接到毛泽东于1948年8月1日亲自写的电文后，奔走相告，甚受鼓舞。蔡廷锴作为一个军事家，对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地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来。

　　海上行程秘密而艰险

　　由于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英当局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而采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航行。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罗津迎接。29日到达哈尔滨市。

　　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北上。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3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这件事，表面看来只是日期差别的问题，实际上却关系到北上民主人士的安全大计。

　　李济深北上大费周章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也更加谨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也接触频繁。白崇禧也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上当。

　　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5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我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1948年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二十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这时，那边晚宴才真正开始。

　　时钟敲响9响，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打电话照约定的暗语说：“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邓文钊的两辆轿车立即出动，将李济深等5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3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坐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这次李济深一行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乘专列到哈尔滨去。

　　元旦过后，《华商报》才发表了一则简短消息，题为《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这则新闻字数虽少，影响却是爆炸性的。英、美和蒋介石的特工人员如梦初醒，十分尴尬。

　　杨奇（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