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城突破市场导向政府推动——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对武汉城市圈的启示

　　石莹

　　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基本经济体将不再是单个城市，而是一个个组合起来的、实力雄厚且具有战略优势的城市圈或城市群。

　　武汉城市圈建设已拉开帷幕。因此，探索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发展道路，总结其

成功经验，对于武汉城市圈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长三角城市圈的发展道路与特色

　　长三角城市圈包括上海、苏南、浙东北三个板块，15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并有宁镇扬、杭嘉湖、苏锡常等多个城市圈，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最密集、也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它以1％的国土面积，占全国5.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8.5％的国内生产总值、22％的财政收入和28.4％的出口额，是我国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心突出、城市体系完整、区域分工较为合理、产业关联高、整体竞争力强、发育已比较成熟的城市圈。

　　首先，从发育形成的条件看，中国比较成熟的城市经济群率先出现于长三角地区绝非偶然。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它是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深厚历史根基及其城市经济基础；在外向型经济和交通飞速发展的强力拉动下，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步步推进中逐渐孕育形成的。

　　其次，从发展道路及特色看，一是“具有苏南模式特点的城市化道路”。即起步时期的“自下而上”，发展小城镇的城乡一体化道路。但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又呈现出了“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一体化”的新特点。正是这种乡镇推动小城市，小城市推动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推动大城市，最后由大城市中心突破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成长道路，成为长三角城市圈形成的一大特色。

　　二是有计划的市场化发展，且政府作用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基础雄厚，相对于珠三角而言，本区域内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活跃，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水平较高，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也已初步形成。但政府投资或牵头投资的各种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而且地方政府及其基层社区组织主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意识明确，行为主动，因而在长三角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强力推进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故其市场化发展或可视之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高水平市场化，与珠三角自发而成的市场化及其城市群发展有明显的不同。

　　三是域内城市主动围绕上海自觉定位。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上海首位度特高，因而域内城市，尤其中等城市大多都能根据自身条件，以上海为中心自觉定位，主动进取，争取在区域一体化的资源配置与专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以整体竞争力参与竞争。随着上海在“长三角”地区龙头地位的日益凸显和交通、通信条件的不断改善，“谁能主动接轨上海，谁就先一步获得商机并快速发展”，已成为三地共识。于是，城际间的快速通道飞速延伸，苏浙企业纷纷进军沪上，仅浙江就已有5万家企业进驻上海，使三地间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良好态势。

　　第三，城市化动力：“差别激励”与外向型经济。长三角密集的人口、良好的城市基础，尤其是上海的大都市示范效应，江浙文化中蕴涵的个人奋斗精神，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巨大差别使农村人口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在这片土地上的蓬勃发展决非偶然。

　　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则主要是外向型经济。与其城市化道路的发展顺序正好相反，它以出口与外资辐射为动力，沿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乡镇渐次推进。由于投资环境良好，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外来投资增长很快，且波动幅度小于珠三角；大多是首先契入中心城市形成生产力，然后再以各种形式向周边扩散；正是沿着上海－中等城市—小城市—乡镇的辐射路线，资金、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于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经济群率先形成于这片沃土，并推动着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珠三角城市圈的发展路径与特征

　　珠三角城市圈的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等28个城市，但灵魂城市实际上是香港。

　　首先，从形成的条件及原因看，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不如长三角，但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早、经济成长最快、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都比较高的城市地带。20余年来，在香港经济的带动下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保证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其城市经济群的孕育和发展。它的地域比较狭小，主要沿珠江口两岸伸展；城镇体系中，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数量相对不足，但乡镇城市特别发达，规模和数量相当可观，经济十分活跃，充满着活力，是珠三角城市圈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之初，这里即以香港为中心形成了自发的市场化过程，大量港资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涌入珠三角地区，极大地推动了该区域经济发展。香港回归之后，粤港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

　　其次，从发展路径及特征看，一是“新兴”性的发展道路。珠三角城市圈的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承接香港，多头并进，从无到有，全面铺开”的自发的、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在这里，大城市、特区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城市的建设发展是同时展开的，其中新兴城市数量众多，作用特别重要。而且其灵魂城市香港的巨大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必须与乡镇城市同时发展才能生存，从而形成一种自发的、各级城市多头并进、争相发展、市场化特征特别突出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因而与长三角的发展资金多元、市场外向不同，珠三角的发展资金主要源自港、台，而产品却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向国内市场。

　　二是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化发展。相对于长三角而言，珠三角的城市化发展是“制度创新下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尤以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为主体。因此出于对资本积累和对外来资本的竞争需要，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各层次的城市一齐上阵、各自为政、竞相发展的无序状态。其结果一方面促使珠三角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市场化的水平非常之高；但是同时这种自发的市场化的高速推进也带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弱化，发展规划缺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内部横向经济联系不强等诸多问题；既影响其区域一体化及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也延缓了珠三角城市经济群的发育成熟。

　　三是龙头城市首位度不高。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实际上是由香港“隐性”中心与广、深“显性”中心结合而成的，香港是其实际上的灵魂城市。正因如此，广州、深圳的中心地位虽然凸显，但域内城市对它的认同感及其内在凝聚力却大为缩小。

　　四是制度创新作用突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珠三角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领先一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由于制度的不断创新，使之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营机制上均具有较大的先发优势，中小企业，尤其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外向度高，近几年还涌现出一批企业集团，竞争实力大为增强。

　　三、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几点启示

　　第一，就武汉城市经济圈的核心而言，中心城市的突破至关重要。这在沿海城市经济群的发展中表现十分突出。例如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明确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并取得突破性发展后，对于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模式也应用于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同上海一样，武汉也是一个历史基础雄厚，区位优势突出，首位度特高的内陆中心城市；因而在目前所构建的100公里范围的城市经济圈中，武汉是当仁不让的龙头城市；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发展的当代社会，它必须具备本质上不同于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内核，如城市经济的国际化、信息化，内陆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打造等，如此才能形成强大的聚集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形成区域一体化之竞争合力，共谋发展。否则，在圈内各城市的调整磨合及其一体化发展中将会困难重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必须未雨绸缪。

　　第二，就湖北武汉的已有基础看，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建设应当走“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型的发展道路。首先必须重视市场的作用。因为城市圈从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城市经济共同体，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市场化的过程，因而要遵从市场经济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之；其实在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圈本身也会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内在发展调整的机制。这方面珠三角城市圈发展中可供借鉴的主要经验就是市场化下自发产生的广泛的民营经济，这是珠三角地区最具特色的经济成份。显然，武汉周边城市，乃至乡镇地区不可能拷贝武汉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完全依赖外资也不现实，因此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或可作为借鉴。

　　第三，对于增强武汉城市圈内部的横向经济联系问题，应当重视市场基础下一体化和相对独立性的结合。城市经济圈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城市经济共同体，是一体化的共谋行为。但应当认识到这个共谋行为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政府行为能加速或延缓其发展，但最终结果往往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故其形成和发展与区域市场化的发展是同一过程。在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经济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的内在机制及其内在合理性，只有市场化，才会有真正的专业分工。过分的一体化反而会增加管理成本，阻止内部交易，而内部交易的基础又是各部门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一方面要注重市场本身对经济圈建设的导向,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各城市的经济独立性，使圈内城市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利益为纽带，逐步实现一体化发展，并以此为载体，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形成区域竞争之合力。第四，关于武汉城市圈的发育动力，必须找准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内核问题。所谓的内核问题就是指某一城市经济区域采取何种具体发展道路所必须正确把握的基础问题，也可视为是选择其特定发展道路的法理基础。内核问题往往是支撑着整个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发育以及良好运作的最基本的，最具决定性的要件。沿海城市经济圈的内核问题清晰可见，就是外资和出口。所谓的城市经济圈无不围绕着国际贸易和外资投入的利益而形成。相对于国内市场，沿海经济以国际贸易的“超额利润”为增长极，形成城市经济圈的集体利益，主导着沿海城市经济圈的内核问题。同样，武汉城市圈的起步也起码应该具有一个集体利益的“超额利润”作为增长极，这就是城市圈的内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武汉的道路有些特殊。即与沿海城市圈不同的是，其起步发展的内核问题未必是出口和外资。武汉城市圈在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当中将很难获得优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出口和外资对内地城市圈不重要，而只是说它们难以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发展途径，如果将武汉城市圈定位于为沿海外向型经济提供支持的“经济腹地”上，则可以与湖北武汉着力培育其制造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相结合，找准沿海城市的切入点，例如在先进机械的模仿、改良以及原料的加工方面就可以采取“进口替代”的战略以配合沿海的外向型经济。

　　第五，武汉城市圈的建设需要政府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经验主要是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长三角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其城市经济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一种强势的政府宏观政策导向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政府管理模式需要高素质的、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和资源动员能力作为后盾才有可能实现；这方面武汉虽不如上海，但比其周边地区的条件好，并对武汉城市圈建设中的“软环境”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