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是“第六城市群”吗(2)

　　牵扯出这样一段历史，宁越敏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戈特曼对大都市带的分析，只是一种客观“描述”，而非刻意“安排”。“千万不要误读”，他反复强调。

　　事实上，戈特曼当年描述定义的其他五大都市带，如今大体格局虽未变，但一些考量指标与都市带范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也更加印证了宁越敏的观点：都市带是一个动态概念，不能刻舟求剑。

　　一个细节是，在宁越敏于1983年参与合作编著的《城市地理概论》中，并没有照单全收戈特曼的“六大都市带”，而是把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城市带，列到了“正在形成的新城市带”一类，与前五个“已经形成”的都市带区分开来。

　　“我以为这更符合中国实情。”宁解释道，“30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今天的长三角地区仍必须定位于‘正在成长的都市带’，与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一样，目前都难以与其他五大都市带比肩。”

　　“第六城市群”，“世界大都市带”，说到底，不过只是学术中的定义、媒体上的称呼，可为什么这样一个称呼，竟会引来如此多在意的目光、叫板的争论？

　　宁越敏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地理学抑或是学术层面的问题了。琢磨一下背后的深层原因，可能更有意思。”

　　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城市群？

　　“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模式下，热情有加的政府力量介入推动，可使中国的都市圈发育时间大大缩短，提升区域的经济实力，从而更快地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违背了经济规律，行政区利益就成为经济区理想的强大阻力”

　　的确“更有意思”。

　　实际上，在有关国内外区域合作报道的采编过程中，记者也有几个深刻体会。

　　过去一年多来，本刊尝试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欧美日其他几大都市带在跨行政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如何资源整合等相关情况，然而，收获寥廖。除了日本，很少能查到其他几个都市带的“作为”与“著述”。看起来，无论是从学术讨论，还是政府的重视与推动力度，明显是国内比国外热得多。

　　“这有两个原因。”经常游走于日本与中国各大区域的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这段时间正好在长三角地区调研。他认同上述现象，并解释说：“其一，大城市群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有直接关系。其二，中国城市群热的背后，存在着强烈的行政冲动。”

　　宁越敏曾表示：国外大都市带的形成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特征，国内的都市圈则更多带有“自上而下”、由行政力量来完成推动的色彩。周牧之的观点也不谋而合。这两位分别来自国内与国外、研究领域分属地理与经济、素无交情的学者，表述却极为相似：中国的各级行政长官所拥有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力，与承受的经济指标的考核压力，远高过欧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内会出现政府合作热、招商引资热等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外的区域合作，更多表现在企业自主行为。”

　　看看近年来的城市排行榜热，听听一些市长们对那些权威或不权威的排名，或喜或忧或不服的较真语气，就足以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在意自己的城市群是不是“世界第六”了。

　　在这样的力量下，国内的城市群发展似乎正朝着“越大越好”和“越多越好”两个方向发展。

　　仅以“城市群”为例，我们在搜集整理“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群”时，发觉手足无措———实在是数不胜数。从三大区域到十大都市圈再到88座“大城市”，分法、提法眼花缭乱。一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又分为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大经济协作区；一个长三角经济圈，还套有环杭州湾城市群、南京商贸圈、宁杭经济带、宁扬经济区等等，可谓大圈套小圈，一圈环一圈。

　　“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模式下，热情有加的政府力量介入推动，可使中国的都市圈发育时间大大缩短，提升区域的经济实力，从而更快地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丁力教授，表达了“既喜且忧”的观点，“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违背了经济规律，行政区利益就成为经济区理想的强大阻力。”丁力更担心的是：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明显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为“圈”而“圈”，为“群”而“群”。仿佛划一个圈就成了区域经济，就进入了先进行列。

　　“现在尤其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们需要‘制造’这么多都市圈吗？现有的三大都市圈，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丁力设问道。

　　距“世界级”究竟还有多远？

　　核心城市是区域的“关键人”，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

　　丁力的问题击中了目前国内三大都市圈都存在的软肋。

　　虽然在国内呈“三足鼎立”、“两翼齐飞”之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发达区域相比，实力、规模、影响力，各项指标都相差甚远。打个比方说，就算是有了“世界第六”之名，与前五个“英超”联赛级别的“大哥”们相比，最多也只能列入“英甲”水准，不在同一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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