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5万“买断”民工双眼 农民工维权难

　　今年30岁的肖传远，是四川重庆江津市大桥乡洪海村7组村民。他曾在广东务工，不幸致残。然而，4年过去了，事情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最近，他对记者满怀沉痛地讲述了自己“马拉松”式的维权经历。

　　包工头：5万元“买断”民工一双眼睛

　　我是重庆江津市农村的一名普通农民，1999年4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一名叫陈本禹的包工头雇请我到他在广州承包的工地施工。

　　我们施工的工程位于广州市中大布料市场内，听说是陈本禹从巨海公司承包的。1999年4月23日，工程队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实施工程爆破。炸药、碎石、泥土四处飞溅，将我的双眼弄伤。工友们当即将我送到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生诊断为碱性化学烧伤，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1医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为双眼碱烧伤致失明。我从此告别了光明。2000年8月31日，江津市残疾人联合会确认为一级残疾。

　　1999年5月24日，巨海公司和陈本禹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要求与我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补偿金额5万元。他们软硬兼施，骗我说医院已将我的双眼治好，只要保养一段时间就会痊愈。当时我信以为真，就在协议上签了字。但事后证明，那5万元远远不够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

　　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疗费，我的伤情不断恶化，眼部发炎浮肿，痛苦不堪。我曾四处求医，在广州、重庆的数家医院治疗，医疗费花了10多万元，但最终也没治愈。我曾数十次地找到巨海公司和陈本禹，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可他们都以一次性补偿完为由，拒绝了我的合理请求。

　　双目失明后，我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起居全靠别人照顾，双眼伤口还时常复发。60多岁的父母为我长年牵肠挂肚，积劳成疾。父亲患有肺穿孔，母亲患有糖尿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根本无钱治疗。妻子曾多次提出与我离婚，但最终没忍心抛弃我。我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

　　从劳动局到法院：冷漠和碰壁

　　为了讨回公道，1999年10月，我来到广州海珠区劳动局，请求劳动部门给一个公正的处理。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要我提供巨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地址以及陈本禹的个人资料等。可我一个民工，又双眼失明，哪有能力查？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让我回去等候消息。此后，我先后10多次去劳动局询问处理情况，门卫连门都不让我进。无奈之下，我就天天守在大门口喊冤。2000年3月的一天，我拦住一位劳动局的领导，再三请求，这位领导才勉强听我反映情况。他给我的答复是，我与巨海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争议，开了一张不受理通知书。近半年的时间，我就等来了这么一张通知书。

　　劳动部门不行，我就付诸法律解决。2000年4月，我在广东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将巨海公司和陈本禹告到海珠区人民法院。法院立案后，就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以律师没到为由，根本没做详细调查就拍拍屁股走了。随后，就打发我回老家，等候开庭审理。此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其间，我曾多次打电话和登门催促，要求尽快开庭，法院说调查不充分、证据不足、工作特别忙，一拖再拖，拒不开庭。

　　2000年年底，终于开庭了。12月30日，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巨海公司到庭，而陈本禹没有到庭。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巨海公司不负任何责任，理由是未提供有效证据，只是让陈本禹赔偿我20万元医疗、误工、生活补助费等。我明明是在巨海公司发包给陈本禹的工程中受伤，可法院却说没有有效证据，堂而皇之地让巨海公司逃脱责任。陈本禹连人都找不到，赔偿费无非是一张“法律白条”。我的精神几乎崩溃！

　　判决结束后，法院根本不理此事了。我只得个人寻找陈本禹的下落。我先后在广东省、重庆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查到了陈本禹的下落，但由于缺乏法律手段，也没有办法讨回赔偿费。到现在，20万元的赔偿费中，除了先期支付的5万元治疗费外，剩余的分文没有得到。

　　“我想做一名义务法律宣传员”

　　农民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外出务工实在是太难了，遭遇工伤、拖欠工钱、随意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等侵犯民工权益的现象真是多如牛毛。然而，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许多农民工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眼睁睁地被侵权。我对此深恶痛绝。

　　几年打官司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知道哪些部门为农民工说话，哪些人是农民工的贴心人。我想做一名义务法律宣传员，向农民工宣传劳动法、合同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通过哪些部门、程序来解决，少走一些弯路。更重要的希望农民工提高法律意识，主动拿起法律武器，与侵权行为作斗争。

　　这两年，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已经帮助来自重庆、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的10多个打工者，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尽管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将义无反顾地将维权行动进行到底，让更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