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楼”与歧视：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

　　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异加大，以及由此而对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对此自然无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只是面对学院这片人们思想的家园、心灵的圣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看到它蒙尘，但是学校终究避不开。近年来，由于贫富差异而给学校管理带来的难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学校该不该专设贫困生楼，针对这一问题使用同一语言系统的人却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于是我们感到，新形势下的高校管理，不仅是一个管理者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价值取向与管理手段之间的选择过程，更是一

个学生心理调试与心理适应的过程。新闻回放

　　新学年伊始，来自南京市浦口区的姚同学在开学那天并没有住进1200元/年的公寓楼，而是与几个同学住进了500元/年的，专门为贫困学生安排的宿舍，即所谓的贫困生楼。据了解，在扬州大学像她这样的学生还不在少数，仅扬大瘦西湖校区，目前已经有50多位贫困生住进了这样的大楼，这中间包括新生、老生还有研究生。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即引来各方面的关注，歧视，给贫困生贴标签的说法有之，但认为此事与歧视无关的说法也不在少数。歧视：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程洁

　　大学将学生宿舍区分为贫困生宿舍与非贫困生宿舍是兼顾学生贫富差距，还是彰显贫富差距、歧视贫困学生？就法律而言，似乎没有立法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宿舍待遇平等。但是就分楼而居的后果来看，却不难想象由宿舍“隔离”与“分类”所造成的不平等。

　　歧视与偏见是人类社会众多规则的基础。我们通常将歧视与排斥、异类、被孤立与被厌弃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一个多元市场中，歧视（或偏见）反应了个性化偏好（以及与之相应的排斥）。允许差异解决了不同偏好的需求。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让奴隶与自由人平等，就是不平等。在一个身份社会中，“不歧视”奴隶的方法是让奴隶成为奴隶，否则让奴隶生活于自由人社会中就会造成尴尬与矛盾。然而，当社会场景发生变化，身份与阶级不再合理时，让奴隶成为奴隶就会成为“歧视”。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何种区别对待属于正常差异，何种区别对待会造成歧视？

　　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是：归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决定了某种差序格局是差异还是歧视。给女性职工产假的前提是区分男女职工。此种分类没有遭到“歧视”一类的谴责。相反，要求女性职工提前退休，其前提依然是区分男女职工。此种分类的合理性则不断受到质疑，甚至被批评为“歧视”。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归类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

　　我们可以将归类的标准归纳为3大类：传统、共识、法定。例如，选举人年龄规定为18岁而不是17岁或20岁，通常不是基于科学研究，证明18周岁以后最适宜选举，而是基于社会习惯（传统）与立法时的共识：通常年满18周岁的人思想开始进入成熟期。归根结底，共识是归类的最终基础。传统是一种经验共识；立法通常需要法定多数代表同意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社会所共同承认的价值与道德标准得以显现。

　　由扬州大学划分宿舍楼引发的争议与困惑源自于共识的缺乏。无论是“爱心”标签也好，“贫困”标签也罢，如果出自学生团体的自治性决定，那么至少能够减低对大学建楼动机的猜疑。进一步的问题来自大学的资源配置问题。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大学的拨款来源于国家与地方纳税人。当学校决定对学生团体进行“贫困”与“非贫困”分类，并将基于此种分类为不同群体提供差别待遇时，是否应当征得纳税人或者其代表的同意？

　　公立大学的资金使用通过立法机构进行规范不属于我国的传统实践。但是，“贫困生楼”也不属于中国大学宿舍的传统实践。引进市场化的校舍管理，而不引进市场化的大学管理，就会产生“贫困生楼”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事实上，要突破传统，应当首先取得新的共识。

　　与校舍市场化配套的大学管理机制是：大学的公共资源必须进行公共管理。学校的管理方不是学校公产的所有人，其支配权应当受到限制。我们注意到，在其他许多法域，公立大学的设立、资金使用都会通过专项立法，以明确规范学校的组织、管理、资源配置与学生管理。例如，最近的参照系就有《香港大学法》、《（香港）中文大学法》

　　等等。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有共识，认为学校校舍应当进行市场化管理，校舍以出价高者得，那么贫富楼群未尝不可。富有的学生甚至于可以尝试租用多套公寓。如果我们的社会认为校舍的作用是为学生提供共同生活与共同学习的场所，那么对校舍进行分类的标准似乎就不宜区分为贫富，而是应当以年级或专业来区分。而市场价值，仅只能作为参照。

　　就扬州大学的校舍建设而言，其不合理之处最终不在于法律上的歧视，而在于道德标准上的歧视：以市场价值为取向，或者以学生在校共同生活经验为取向。鉴于人们对公立大学的预期不是市场价值，鉴于公立大学实际上也无法真正将校舍进行完全市场化管理，因此，采用市场标准对学生群体进行分类，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歧视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