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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在路上(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30日09:15 华商晨报
一个村庄在路上(组图)
  1958年,毛主席视察高坎镇旧站村 资料图片旧站村,位于沈阳东部高坎镇,因其在古代曾是一座驿站而得名。1958年毛主席曾来此视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曾是沈阳“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允许外国人参观的村庄之一;不过对于40岁以下的市民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崭新的村庄,在一个进步中国的背景下,它的每一点变化都折射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刘广会的贫困
一个村庄在路上(组图)
1949年的前后左右 刘广会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霄 摄

  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50年~1953年,实行建国初三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2年,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

  建国初的3年里,国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拨出约20亿元经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1949年初春,刚刚迎来解放的旧站村正孕育着一场狂风暴雨般的“革命”。

  解放前,旧站村共有100多户人家,其中无地、少地农民达到总数的2/3以上,饥饿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记忆。

  雇农刘广会的婚礼就是当时的贫困写照。

  1946年,经人撮合,家住城里的刘淑珍决定去相看据说是人很老实的刘广会。“当时不像现在,两个年轻人见了面想谈啥就谈啥,那时候不行,那样的女孩子是会被邻里耻笑的。相亲那天,保媒的人就让我在井边上等着,正好他挑着水桶过来,我就斜着眼睛瞅了他一眼,没想到这一眼就把我一生都交给他了。”当年的新娘、如今已经74岁的刘淑珍打趣道。

  不久,两家就开始筹备婚礼。可是贫穷的刘广会不仅拿不出给女方的彩礼,就是结婚时的帽子、上衣和皮鞋还都是借来的。

  结婚的前一天,刘淑珍的父亲赶着马车将她送来,当时车上还装着两套被褥算是陪嫁。

  到了刘广会家里,刘淑珍的父亲来回看了看,对女儿说:“看来这小子家还不算太穷,你看他床上还有两床被哩。”

  刘淑珍仔细瞅了瞅,对父亲说:“爹啊,你细看看,那被虽然浆洗得干净,可还是旧的,这肯定是他借来的!”

  果真,到了晚上入洞房的时候,那两床被褥全被邻居抱走了,最后只好用刘淑珍带来的那两套……

  “我家自有谷满仓,哪管穷人饿肚肠”。在旧站村,建国前共有曹、温、牛、常、王、赵等六大户地主,他们不仅衣食丰盈,而且拥有自己的武装,在乡里为非作歹、欺男霸女,老百姓受尽了窝囊气。

  1948年,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古老的村庄。“当时共产党就号召我们站出来,揭发地主的罪恶,我们穷人觉得这翻身做主的一天终于到了,有替咱老百姓说话的人了!”刘广会显得有些激动。

  最终,“恶霸地主”“曹二虎”被枪毙,地主们从穷人那里剥削来的财富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刘广会家也得到了每人2.75亩的土地以及两间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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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1959年 毛主席当年视察过的就是这口井。本报记者 王海英 摄

  毛主席来了

  历史背景

  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

  到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以上。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958年,毛泽东同志视察辽宁。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

  “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就在马棚边站岗,当时他老人家就从我身边走过去……”1958年,当时还是个民兵的李传明见到了毛主席。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一行来到了高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生产队(今旧站村)。此前,主席要来视察的消息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民警接到任务说“有重要领导同志要来,请做好保卫工作”。

  这时正在地里干活的生产队长赵文泉听民警说“来参观的了”,急忙赶回队里,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站在院子中央。有人介绍说:“这就是队长!”毛主席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在村里,毛主席连续问了赵文泉几个问题:村里多少人?多少旱田?多少水田?以后有啥想法?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赵文泉回答说:“现在村东头正在打一口电井。”

  听说在打井,主席显得兴致很高,一定要去看看。

  “你们为什么要打电井呢?”毛主席站在电井旁这样问。

  “因为电井是用水泥灌的,坚固,打得深,水量大。”“打多深?能浇多少亩地?”“8丈深,能浇300亩蔬菜地。”“你们的电力在哪里呢?”

  赵文泉指着高压电线的巨大铁架子告诉毛主席:“那不是!”毛主席望着铁架子,笑了笑说:“好,你们的水利化已经加上电气化了……”

  “毛主席到了第二生产队!”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当赵文泉回到家时,屋里坐满了人,社员们争着与他握手,都说:“我们虽然没同毛主席握着手,可是,握了你的手,也感到光荣,因为这是同伟大领袖刚刚握过的手……”

  说来也奇怪,毛主席视察高坎镇旧站村46年来,无论旱涝,这口电井始终没干过,当地老百姓为了感念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还在这里立了座碑:“(该井)始掘于一九五八年福春,是年井水源源,泽沃平野,五谷丰登,而后历经三十余载,数井干涸,而此井水奔涌、甘甜不竭,造福一方,民谓之,高坎神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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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964年 李桂隆从没想到十三中学可以有这么巨大的变化

  本报记者 李霄 摄

  李桂隆挨饿

  历史背景

  1959年~1961年,3年经济困难。

  1960年,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你要问我这辈子最害怕什么,我说是挨饿,那滋味,比捅你一刀还难受哪!”63岁的李桂隆如是说。

  1960年的秋天,李桂隆考入了村北头的十三中学高中部。也就是在那一年,李桂隆感受到了深切的饥饿感。

  开始每天能吃到的还是大饼子和萝卜丝汤,李桂隆的感觉是能吃得饱。“后来成了每天5两粮,早上2两是玉米面糊子粥和萝卜片,晚上是2个窝头里边夹些白菜帮子,我当时19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就是想吃饭呀。”李桂隆回忆说。

  为了糊口,各家各户把能挖的野菜都给挖干净了,甚至连树皮也被扒个精光。在李桂隆的记忆里,“榆树钱儿”是最香甜的东西,而在饥饿难忍的时候,即便是吃了拉不出屎来的橡子面,他也会去嚼上两口,在村里好多村民还吃上了“观音土”。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李桂隆话还没说完就笑开了,“当时有一个同学要坐车上学,家里每天给带一盒饭,里边装着全天的伙食。可是那时候孩子连早饭都没吃饱,所以不等到学校饭盒就空了。”

  对于那段日子的回忆,李桂隆说得最多的是一个“苦”字,但是苦中也有甜,他还记得自己上高中时最爱看露天电影,尤其是前苏联的老电影———《教育诗篇》。

  “那说的是一位投身农村教育事业的苏联女教师的故事,她的高尚品质教育了我,因此我曾有志向想要当个乡村教师,可是最终没有如愿。”李桂隆说。

  高中生活是快乐的,在那3年里,他还参加了合唱队,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够完整地唱出《在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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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969年 杨绍仁夫妇和他们结婚时添置的木箱

  本报记者 王海英 摄

  杨绍仁结婚

  历史背景

  十年探索时期(1956年~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近千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00多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60%。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10年建设起来的。石油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也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到1965年,以往依靠“洋油”的我国,石油已经全部自给。电力工业也增长很快,10年里,农村用电量增长了70倍。在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如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下发《五·一六通知》。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1965年,当年的要饭娃杨绍仁在生产队的主持下,娶回了新媳妇,一时被传为佳话。

  雇农杨绍仁是个幸福的苦孩子。从小他就跟母亲三乡五里地讨饭吃。一直到解放,他家才从政府手中分到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和骡马,而且党还送他念上了学堂。

  十年转眼倏忽而过,杨绍仁也已经初中毕业。从解放军解放这个小村子的那一天起,他就抱定了一种信念:长大了,我也一定要当解放军!

  1961年,杨绍仁正式报名参军。对于“根红苗正”的他来说,自然一切顺利,很快他就被通知到高炮某师报道,驻军丹东。

  “当时我高兴啊,自己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保卫胜利果实,让红色江山万年长久!”杨绍仁说。

  杨绍仁临走的前夜,正式与未婚妻孙桂芝订了婚。讲起这段婚姻,杨绍仁说这是从食堂吃出来的姻缘。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不久,生产队建起了“红旗食堂”。食堂里大姑娘、小伙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吃边聊……就这样,同在一个生产队的杨绍仁与孙桂芝相识了。

  1965年,转业回家的杨绍仁终于与相期已久的孙桂芝结婚。结婚的时候,他还特意请人打了一对箱子、一个炕柜……

  “当时我们的婚礼是在生产队办的,我没有新衣服,就只能穿军便装,她穿了个新的大绒衣裳,显得挺带劲。咱俩给大家行完礼后,就把买的几盒烟和糖果一分,这就算是婚礼完成了。乡亲们还凑钱给我们随了3面镜子,现在咱家还挂着呢!”杨绍仁指着墙上的镜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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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974年 今日的王朝烈 本报记者 李霄 摄

  王朝烈下乡

  历史背景

  从1968年开始,大量城市青年“上山下乡”,70年代中前期达到最盛。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此后,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到1973年,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文革”中最好的局面。

  “村里来了城里娃!”从1968年开始,旧站村先后迎来了8届、近300人的知识青年。也就是在1968年,旧站村正式更名为向东生产大队。

  1971年,沈阳市19中学初中毕业生、17岁的王朝烈与他的9名同学坐着“大解放”、一路歌声来到了向东生产大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这里一干就是7年。

  现在已经50岁的王朝烈回忆说———

  每天3点钟,知识青年们就必须起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到生产队去念报纸、学文件,每天这些大孩子们都要这样念上15分钟才能开始下地干活。

  4月的东北,寒风刺骨。在农田里,男同志还好,只是负责挑苗,而那些女孩子们却要站在近乎冰点的水中育苗、拔草……好多女孩子因此累得脸部浮肿,手脚生满冻疮。

  王朝烈曾经连续4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尽管坐火车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到达沈阳站,而火车站又是在青年点的隔壁。

  但是为了帮助村民们修建3000亩的梯田,王朝烈真的就没有回去。

  王朝烈说当年修建梯田的场景那叫壮观,山上山下,数千人动手齐忙活,在一旁还有人喊劳动号子,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标语:“战天斗地,修建高水平梯田,粮食产量过长江”。在当时,“黄河”与“长江”有着特殊的含义,“黄河”指亩产超过500斤,而“长江”则指亩产过800斤。

  “在农村那7年,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一种超强的忍耐力,此后无论我经历怎样的磨难,只要想起那段日子,都觉得根本就不算什么。”王朝烈这样审视着那段艰苦的日子。

  1978年,国家落实相关政策,王朝烈终于被调回了城里。在打起背包离开旧站的前夜,他用“清凉凉平淡淡”六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境。

  “那是我生命中金子般的7年啊,我本该用它去读书学习,可是却被送去当农民……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书的债太多了,希望能在子女那一代人身上找回来,所以才把我的孩子送去英国学习。”

  事实上,王朝烈回城后始终没有停止过学习。他边工作边念夜校,从高中一直学到了经济理论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辽宁省体育局办公室主任。被他寄予厚望的子女一代,现在世界著名的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高级计算机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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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979年 教师生涯留给老校长赵广禄的不仅是荣誉。

  本报记者 李霄 摄

  赵广禄平反

  历史背景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并采取有效措施。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还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确定为立国之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消息,令旧站小学老校长赵广禄激动不已。

  “高考恢复了、学生上课了……我们这些昔日的‘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老大哥’,我们心里高兴啊,当时真像是打了一场翻身仗。”赵广禄这样描绘着他当时的心情。在“文革”期间,他曾因不让学生“造反”而遭撤调。

  1978年初,53岁的赵广禄终于又走到了旧站小学校长的岗位上。10年动乱后的旧站小学,教室门窗破烂不堪,剩下的学生不到500人,声誉一落千丈。

  “抓学生思想教育、整顿教师队伍。”赵广禄做出了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决定。

  孩子们不来上学,他就挨家家访,一个个地往学校拉……到了1979年,学生增加到了700多人,不少农民来到学校,非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这儿上学。

  后来,赵广禄还当选为镇人大代表,在全镇人代会上,他当众谈了怎样帮助失学儿童复课的问题。当时的热烈掌声让赵广禄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他在“十年动乱”中不敢希冀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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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984年 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李霄 摄

  柴永臣买车

  历史背景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三中全会以后,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以及环渤海地区作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3年,分家时仅得到一双碗筷和盘子的柴永臣,居然从银行贷款买回了一辆“大解放”,在那5年里,成为村里的头等新闻之一。

  柴永臣是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毕业那年他幸运地被选入了邻村的国营大厂沈阳市化肥厂,也就是以后的沈阳市石油化工厂,这个厂在最鼎盛时职工数达到了3800人。

  在工作中,他认识了妻子于雅洁。最终,二人在1977年结婚,然而婚礼却远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浪漫,所谓的洞房不过是柴家的南炕,而北炕则住着柴的父母,中间仅仅是挡了一条破旧的门帘。

  婚后一个月,小两口决定搬出父母家租房单住。当时柴永臣的母亲只给了他们两个盘子、两个碗,外加两双筷子,其余全靠这小两口营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聪明的柴永臣看到了勤劳致富的光亮。1981年,全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人分到土地一亩。

  “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谁爱干?现在地都分给咱们自己了,不干就没饭吃,谁能不干?”柴永臣说。

  “当时咱村的人,那干劲老足了,不仅从地里刨的食够自己活了,而且还能剩下一部分卖给城里人……”柴永臣讲述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乡村带来的变化。

  短短几年的光景,老百姓的家里开始阔起来。见多识广的柴永臣也开始琢磨起买车的事情:“买辆汽车得要几万元,在那时候,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更何况,这车买回来,我还得上班,不能开,只能雇人,当时我和媳妇就商量,买车往城里拉土,肯定能赚钱,但是风险也不小,你看买还是不买?”

  当时柴永臣的妻子二话没说,就去找她父亲搞贷款的事情了。不到1个月,大汽车开进了小乡村,拥有千余户人家的旧站村沸腾了。

  柴永臣没管别人的闲言碎语,只是铆足了劲儿干。那几年,三乡五里就这么一台拉土的车,几年下来,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万元户”。如今,他的全家已经住进了沈阳市内,过上了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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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1994年 砖窑是孟寒梅的心血结晶 本报记者 王海英 摄

  下海的人

  历史背景

  1985年,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基本路线。

  1988年,海南全省成为经济特区,国家给予较多的优惠条件。

  1991年,上海浦东成为对外开放区。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85年,18岁的村民孟寒梅初中毕业,在一家小服装厂当起了缝纫工。

  2000年,孟寒梅决定承包村西头的旧砖厂,开启自己的新事业。

  刚来到这里时,整个砖厂一副凋败的样子:厂房破旧、设备报废,而且还背负了原厂35万元的债务。孟寒梅首先投资180万元,添置了设备,扩建了砖窑,并还上了所有债务。她从学习怎样打砖坯子开始,晾晒、烧制……每一样她都细心学习。在她的率领下,砖厂效益连年递增,产品供给沈阳、抚顺两市。

  2003年,该厂年产2600万块砖、拥有38眼大窑,上缴利税12万元。孟寒梅是第一次“下海潮”的受益者。

  1992年,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当过民办教师的宋树德迎着“南巡讲话”的春风,成为第二个“下海潮”的弄潮儿。他是高级教师,月工资248元,最终决定干服装生意。

  当时,沈阳的五爱街刚刚起步,就在那一年,宋树德把自己花2.2万元盖起来的新房又折价卖出去,靠这笔钱买了新厂房还有12台二手工业缝纫机。刚开张的时候,宋树德雇了十几个工人,每天每人给开8元钱。同时,他还找到了第一笔订单,为抚顺第二针织厂加工运动服。

  后来,他做起了加工牛仔服的生意。渐渐地,他还上了“饥荒”,还有了“回头钱”。

  1994年,日益壮大的宋氏企业开始增加机器设备,当年投入几万元,随即收到了十几万元“回头钱”。

  1995年,宋树德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最好的时候月收入能达到七八万元,而他的产品也已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2001年,宋树德在村西头建起了建筑面积500平方米的楼房,其中一层被用为生产车间。他笑着说:“咱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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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999年 种了一辈子地的李长义 本报记者 王海英 摄

  李长义种田

  历史背景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举行世纪大阅兵。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90年代中期,我国部分乡村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

  见到记者时,李长义正牵着他那头五尺多高、膘肥体壮、号称“全镇第一骡”的骡子站在阳光下,古铜色的脸上爬满了皱纹。

  63岁的李长义是一个雇农的儿子,现在他却是全镇的种粮大户。他一生曾3次分得土地:土地改革、包产到户和第二轮土地承包。

  1950年,8岁的他分得了2.75亩土地;45年后,他承包的土地面积达到500亩,成为全镇种地最多的人,年收入也从改革开放初的2万余元上升到6万元,成了村里凭种地发家致富的典型。“村里很多人去外地打工,我就将别人不要的地全承包过来,雇了二十几个人,用现代化设备耕种……”李长义说。

  1997年,村民们都看懂了种地挣钱的道理,于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李长义只分到了30亩土地。别人以为55岁的他是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谁知这个劳碌了半辈子的老农民又在心里有了新盘算———搞养殖业。

  “土地有数但是猪没数,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还能不吃猪肉?”建养猪场成了李长义的新目标。

  说干就干。李长义在村里建起了占地3亩多的猪场,存栏猪最多时达到了120多头,每年可向市场供应200多头大肥猪。“每天啊,我一看见这些小猪崽子,就啥烦心事都没有了……”李长义说。

  在院里的马棚前,李长义一手抚摸着那头自1995年就跟着他的骡子,一手拿着手机比画着说:“现在多好呀,躺在家里看电影、走着路打电话,祖祖辈辈几代人不敢想的事情我都享受到了。”

  陶世彦的兴奋

  2000年~2004年

  历史背景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长江三峡合龙成功。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向十六大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

  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中国经济在经历自1997年以来的徘徊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位居世界第四。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开始实施。

  2004年9月2日,沈阳申办第18届世界园艺博览会获得成功。而“世园会”主会场植物园就坐落在高坎镇境内。

  商机来了!按照规划,一部分项目将会落户旧站村。

  高坎镇镇长陶世彦介绍说,“世园会”将给旧站村带来三大变化:在该村内经过的沈阳至通化公路将被改建成双向六车道,并对道路进行绿化;沈阳至抚顺铁路线将相应进行改造;未来沈抚之间将要开通的轻轨线路有望从旧站经过。

  旧站的百姓沸腾了。最近这一个月,几乎是家家忙盖房,户户筹划着咋样在“世园会”上捧得“一桶金”。“听说这里就要迎来‘世园会’了,我觉得我们的商机来了,我们两口子一合计,就准备花20多万元在村里建起座2层楼,以后好开个农家小院……”一位村民这样说。

  2004年,曾经的雇农77岁的刘广会与老伴坐在三间大瓦房前,相伴晚年;李桂隆喝起了小酒;杨绍仁抱上了孙子;柴永臣养起了林蛙;孟寒梅的窑厂正办得红火;宋树德的服装已走向世界……

  2004年,旧站村,它的居民达到近5000人,是建国时的20倍,年人均收入达2080元;高坎镇,以“世园会”为纽带,与世界相连。小到一民,大到一国,神州万里,春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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