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制度：不如弃“欧”取“美”

　　在目前学院精英缺乏自律的情况下，对博士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最简单的 办法，是全面放弃过去延续多年的欧式制度，采取更具有程序可控性的美式制度

　　文/许纪霖

　　所谓的学术腐败，是一种既缺乏程序正义、也不具实质合理的非法行为，而且多半涉

及到权钱交易，就像北航招生丑 闻那样。

　　学术腐败是非法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政策的模糊性，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人性本来就 有其幽暗面，哪怕是拥有知识的学院精英，也是如此。最可靠的解决办法，与其寄望于个体的道德提升，不如诉诸于制度的变 革。

　　只有在比较良好的制度规约之下，一般的普通凡人(包括精英)才有可能在人性上驱恶扬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制 度决定论，似乎有了好的制度，好的道德自然生成——只是说，制度与道德是互动的，好的制度有助于善的提升、恶的抑制。 但个人最终是否成善，依然要靠道德的自律。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像过去一二十年那样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改革背后有着 强烈的利益诉求。利益冲突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共领域的对话加以互相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调整，对 彼此冲突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安排。然而，由于各种制度环境和主观意志的限制，对话已经不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超越利益和 情绪之上，重新安排一个比较公正的博士招生制度？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学院精英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全面放弃过去延续多年的欧式制度，采取更 具有程序可控性的美式制度。简单地说，第一，由国家制订统一的各个专业的入门资格考试(类似美国的TOEFL、GRE 、GMAT等)，进行初步的学术资格筛选，将那些想靠关系混入的南郭先生拒之门外；

　　第二，由各专业的教授组成招生委员会，对通过入门资格考试的考生进行复试，根据考生的已有成绩、学术成果、推 荐信和未来研究报告，综合衡量，严格按照既定程序，集体决定最终录取名单。博士生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导师，他们在撰写 论文之前与导师作双向选择；

　　第三，博士生修完学分以后，举行博士资格考试，保证博士生的学习质量；

　　第四，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博士候选人可以直接找工作，延长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提升博士论文通过的难度。

　　上述的美式制度，比较起目前中国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制度，有几个好处：首先是设立由国家组织的各个专业统一的入 门资格考试，使学术腐败首先遭遇较高的入学门槛，让那些企图到学院来权力寻租的官员和商人望而生畏。

　　其次，不仅博士生入学的门槛抬高，而且后面还有博士资格考试和论文答辩两道关，博士质量将有根本性的制度保证 。中国目前的教育难度刚好与西方倒过来：小学、中学艰苦无比，无异苦行僧，进了大学，越往上读，越是轻松。

　　博士阶段，一篇质量平平的论文，就可蒙混过关。这种基础教育与精英教育难易颠倒的状况，必须再颠倒过来。博士 阶段学习成本的提高，不仅可以缩小目前我国的博士与国外博士的水平差异，而且也可以通过机会成本的理性选择，将那些不 具学术兴趣、只有功利动机的考生排除出去，使得由全体纳税人买单的国家稀缺资源真正用到实处。

　　最后，招生的核心程序，是由教授集体决定最后的录取名单，这样一方面具有明确的讨论和投票程序，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在制度环境中逐步培养学院精英的个人自律和行业规则。

　　再好的制度，包括美式制度，也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职业道德和公共信誉是制度运作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但公开的 、程序正义的制度，比较起模糊的、暗箱操作的制度，更能激发起人性中公正这一道德秉性。而实质性的、非走过场的集体讨 论，也将有助于专业道德规范的形成，逐步由行政主控的它律过渡到精英共同体的自律。

　　世界教育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美式的博士生制度基本符合实质合理和程序正义的双重目标。特别对于中国来说，其可 控的程序与精英的自主相结合，既便于国家和舆论的外在监督，也有利于提高教授们的学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