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从干部经济赤字看地方政府债务

　　“干部经济”赤字

　　撤县让陶乐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所欠数额竟相当于该县15年的财政收入

　　撤县时，陶乐约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而全县的总人口仅3.2万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当地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面对忽然增加的120万元的债务，宁夏平罗县委办公室主任魏宝山一筹莫展。

　　200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该县原有三乡一镇，除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外，另外两乡一镇划归平罗县。

　　“原陶乐县的债务目前均由平罗县对口部门无条件接收，各对口部门已与债权方签订了还款协议。”平罗县委书记王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平罗县委办所要偿还的120万元的债务，就是原陶乐县委办欠下的。

　　9月初，平罗县完成了对原陶乐县财产财务清查工作。经清理，截至2004年1月底，原陶乐县各单位账面共形成各类债务9142.9万元。

　　“连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债务。”王静说。王静曾任陶乐县委书记。

　　政府办公楼均是欠债修建的

　　阳光照耀下，原陶乐县人大崭新的办公楼格外醒目。

　　“去年年底才竣工，等装修完，办公用品配置齐全了，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撤县而闲置了。”原陶乐县居民郭秀红惋惜地说。更让郭秀红感到惋惜的是，他的丈夫宁玉林承包了人大办公楼的装修工程，目前还有20多万元的装修款未付。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近几年来，陶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检察院等多个部门均建了新办公楼。“全部都是欠债修建的。”一位知情人士说。

　　平罗县给宁夏自治区的一份汇报材料表明，原陶乐县各单位共欠工程款2736.99万元。“这还不包括马兰花工程的欠款。”上述知情人士说。

　　马兰花工程是陶乐县为打造马兰花国际旅游节而建造的蒙古包等配套设施。该工程是王静任陶乐县委书记时的一项重要政绩。

　　“当时县上没有资金，我们研究后就让下面的各个局筹资建设。”王静说，“整个工程耗资只有100多万元。”

　　鑫龙建筑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可能只有100多万元，光这项工程，各个局就欠了我们300多万元。县上名义上是让各个局筹资建设，但他们也是穷得叮当响。”

　　鑫龙建筑公司是马兰花工程的主要建筑商。有一种说法是，马兰花工程花了1000多万元。一位出租车司机发牢骚说，每年只有4月底至5月初开花的时候有人旅游，也就一个多星期时间，平时哪有人，这纯粹是领导搞的政绩工程。

　　据《瞭望东方周刊》得到的资料显示，原陶乐县各个部门目前共欠鑫龙公司工程款1294万元，除了马兰花工程以及为政府各部门修建办公楼外，为“普九”达标而修建教学楼的工程欠款近300万元。

　　“‘普九’是项硬任务,政府没钱只有欠开发商的。”原陶乐县文教局一位人士说。

　　除此之外，办公及招待费是很大的一部分债务。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原陶乐县有公车150多辆，每年因车辆而产生的欠债在百万元以上。

　　在采访期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几乎每一个餐厅及商店的墙上都挂着“莫欠账”的条幅。一家商店的老板无奈地说，“我们不想赊账，但不赊的话会影响生意。”

　　迎春商店老板王彩莲的欠条贴满了一个笔记本，“20万还出头，大部分都是烟酒饮料。”

　　陶乐宾馆是王彩莲最大的欠债者，共计15万元。陶乐宾馆是原陶乐县政府的招待所，其经理也是一肚子委屈，“县上38个部门还欠我们宾馆27万多元。”有多位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反映，当地官员的吃喝风很严重。

　　“还债是政治任务”

　　截至8月底，平罗县委办为原陶乐县委办偿还了3万多元的债务。按目前还款的速度，平罗县委办要还清原陶乐县委办欠下的120万元债务，最少需要20年。

　　对于忽然而来的大额欠款，平罗县的好多部门抱怨颇多，“我们又没吃没喝，凭什么要让我们来还这些钱。”但王静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对于还款的具体计划，王静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肯定承认这些债务的存在。”

　　据平罗县委办的相关人士讲，目前全县各部门已对口还款300多万元。这个数字仅相当于总债务的1／30。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期间，恰逢原陶乐县技术监督局搬迁，局里的一台电脑以8000元的价格抵给了陶乐宾馆，陶乐宾馆又将此抵给了迎春商店。

　　令众多债权人不解的是，面对债务，平罗县各个部门均一推再推，但原陶乐县的固定资产，能搬走的则几乎全搬走了，“石嘴山市还把10辆好车挑走了。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拍卖还债呢?”

　　“原陶乐县的欠债不是一年两年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越来越大。”平罗县县长俞爱山介绍说，“原陶乐县所欠下的9000多万元债务，相当于该县15年的财政收入。”

　　“这次撤县或许对这些债权人更有利，撤县让陶乐的债务问题浮出了水面，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偿还可能会更快些。”王静的话耐人寻味。

　　不过，平罗县面对的不仅仅是9000多万元债务问题。平罗县财政局刘建国局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平罗县原有吃财政饭的人员8400多名，这次将原陶乐县的大部分地区并入之后，新增吃财政饭人员1700多名，“仅工资一项我们每年就要多支出2000多万元。”

　　据《瞭望东方周刊》得到的资料显示，2003年平罗县的财政收入为1.08亿元。

　　欠条以外的“债务”

　　代洪民是原陶乐县的拆迁户。2003年3月，原陶乐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向代洪民等27户居民下发拆迁通知，称因旧城改造，要求必须于4月7日前搬出。

　　“为了配合拆迁，我们27户都交了定金买了新房，准备等拆迁补偿款到位后将房款交齐。”代洪民说。但一直等到2003年年底，旧房始终没有拆迁，代洪民等人只好贷款交了房款。谁知撤县后，拆迁的事再也无人问起。

　　“原房毁坏无法住,新房贷款还不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代洪民无奈地说。代曾多次到对口的平罗县城建局询问此事,但对方一推再推,始终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平罗县的众多官员表示对此事不知情。

　　“如果这次拆迁是因为政府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政府就应该为拆迁户的损失‘埋单’，如果政府是配合拆迁，也应该负连带责任。”陕西贺宝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晓敏说，“按现在的证据看，这次拆迁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

　　原陶乐县部分开发商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因为撤县人员分流，原陶乐县建设的19580平方米住宅楼空置，“不仅陶乐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毁于一旦，我们房地产商都面临破产”。

　　建筑商宁玉林筹资80万元建了两栋住宅楼，但现在都成了空置房。据了解，此次撤县造成数万平方米的办公楼空置，大部分都是近两年新修的。

　　“我们也正在招商引资，力争盘活这些资产。”王静说。

　　债务问题还引发了其他纠纷。5月中旬，原陶乐县自来水公司经理王四清、财务经理李雪梅、供热公司经理杨常宝去平罗县催要原陶乐县各机关拖欠的水费，连续3天只要回51元钱。

　　“在回家的路上，几个人回想整整3天要回的水费不够差旅费，就你一言我一语把一些县里有关一些领导搞不正之风的传言编成短信发给了大家。”原陶乐县自来水公司一名职工说。

　　这条短信被疯狂传播的同时，内容也被进一步“润色”，最终出现了辱骂有关领导的话语。“我们通过电信局查出了发短信的人，5月22日，公安局对这些人进行了传讯。”王静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至5月23日早8时，共有8人被公安机关传讯。

　　当天，部分被传讯人的家属赶到平罗县公安局陶乐指挥中心要求放人，最终与警察发生冲突。

　　5月24日，平罗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刑事拘留了韩新林、宁玉林等8人，其中6人为当地建筑商，曾因债务问题多次上访。

　　“干部经济”

　　9月9日，因为《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到来，有逾百张床位的陶乐宾馆终于迎来了当天惟一的一位客人。

　　“我们原先有50多名职工，现在连同餐馆部就剩下23个职工了，或许等你下次来时我们已经关门了。”陶乐宾馆的负责人说。

　　因为客人锐减，陶乐宾馆不得不停用了房间里的电话。

　　原陶乐县很多商户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窘境。“原来一天能修十来部车，现在一天也就一辆，有时候连一辆也没有。”一家汽车维修部的负责人李林说。

　　据了解，原陶乐县总共有近200辆汽车，其中公车就占了80%，而如今这些公车被分流到了平罗县各部门。

　　迎春商店的日营业额比以前少了一半多，“原先的酒是整箱整箱往外搬，现在货架上的酒好多天不见动”。

　　向阳西街、振兴小区、黄河小区是原陶乐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这些楼盘成了空楼，无人问津。

　　“撤县以后，有钱人都被分流了，以前主要消费人群就是县里的干部。”梦源酒楼的老板余桂香说，“陶乐餐饮业过去以党政机关公款消费为主，一些小规模的散客也主要是党政机关干部。”

　　在干部消费支撑的当地经济背后，是干群比例的严重失调。

　　“撤县时，陶乐约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而全县的总人口仅3.2万，10多个人养一名干部。”于霆介绍。

　　而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原陶乐县的各个局还雇佣了数百名的临时工。

　　“陶乐是一个小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样一个3万多人的小县，最后设置的部门竟然比人口近30万人的平罗县还多了5个。”平罗县的一位官员说，“而且局长主任一个都不少。”

　　“陶乐县没有厂矿企业，要工作就是进入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原陶乐县编制办主任王锦新说，“2003年一共进了几十个人，这都是县长书记批条子进的。”

　　王锦新说，陶乐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小县，没有工业基础，1997年年财政收入不足80万元，2003年刚刚达到500多万元，但各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一项一年就需要国家财政补贴2000多万元。

　　而另一个和冗员形成对比也更为让人担心的是,原陶乐县的乡镇事业站竟然有逾50个岗位空编,“都是一些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想来的干不了,能干的不愿意来”。《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孙春龙／宁夏平罗、银川报道

　　比金融风险更加凶险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梁朋、张冉燃、孙春龙报道 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致使党和政府很多政策和措施在执行中难以首尾兼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

　　提起还债，内蒙古达拉特旗蓿亥图乡的纪检书记郭诚一脸苦恼:“要账的碰破了头，年前那几天，每天都有百十号人上门讨债，最多时楼道里有四五百人站着。就连乡里的旧三菱和旧吉普车都被顶了账。”

　　这个由两个贫困乡合并而成的小乡，如今已经背负了1200万元的债务。

　　而像郭诚一样苦于巨额债务的官员，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并不稀少。

　　2003年，宁夏开展撤并乡镇工作，原来隐藏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查明乡村两级负债达到75124.9万元。

　　2004年上半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县乡财政情况调查，查明截至2003年底，安徽省县乡政府负债约313亿元，县均负债2.29亿元，乡均负债753万。

　　有关调查表明，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也有许多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者甚至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境地。一些地方政府因还不上债被告上法庭。

　　政府负债逐渐由经济上的困难而影响到政治上的威信。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迫使党和政府很多政策和措施在执行中难以首尾兼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

　　地方政府债务泛滥成灾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大多对债务问题讳莫如深，既不愿说，也说不清楚。但随着一些地方机构改革与各地对政府负债的清理，发现各级政府负债已经成为普遍问题，由村、乡、县市到省概莫能外。

　　据四川省政府研究室的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省由省级政府承诺偿还或直接作为债务主体借入的债务总额达394.36亿元。

　　在东部某沿江经济发达省份，截至2001年末，当地各级地方政府的逾期债务达到280亿元，逾期率高达29%。

　　安徽省的一份统计表明，1995-1999年，安徽省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

　　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

　　2001年，据农业部统计，中国乡级债务已达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但从目前各地的一些典型调查的结果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

　　重庆市万州区的调查统计表明，2002年万州区乡镇债务高达8.8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债务近900万元。

　　另据湖北省农经管理局统计，2001年底全省的村级债务总额达到192.5亿元，平均每村60.9万元，90%以上的村负债。襄樊市2002年年底村级债务为30.67亿元，几乎村村都有债务，村平均债务达51.1万元。

　　越穷债越多

　　在各级政府普遍负债的背景下，政府债务仍然在滚雪球，呈现出债务规模日益扩大、地区越穷债务负担越重、层级越低债务压力越大和隐性债务重于显性债务的四大特点。

　　有专家估计，中国仅乡镇一级债务就在以每年200亿元的速度递增。

　　实际上，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相对债务负担就越是严重。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要严重于东部发达地区，例如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赤字面为35.6%。仅新疆一地，就有77个赤字县，赤字面达90%。

　　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乡镇财政的债务压力是最大的。以前，乡镇如果发生经费困难，就会考虑向农民多摊一点来弥补，而现在税费改革已然推开，向农民进行摊派已经不被允许，乡镇财政的收入维持政权运行都很艰难。

　　隐性负债更加不容忽视。据调查，2001年西部某省仅省一级债务就将近203亿元，包括国外贷款19.3亿，国债借款30.3亿元，中央专项借款5.4亿元，国内金融机构借款9.6亿元，单位和个人借款8.1亿元，拖欠职工工资14.1亿元，地方政府担保贷款、粮食企业亏损挂账等为115.8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8%。但这些还只是显性负债，如果考虑到隐性负债，仅当地32家金融机构积累的呆账就达10多亿元。

　　债务风险已超过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地方债务课题组负责人魏加宁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他说:“债务风险对于政府威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直接的。”

　　严格来说，地方政府债务本身并不合法，因为《预算法》规定，除国务院特批之外地方不得举债，而国务院至今并没有特批的案例。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却几乎泛滥成灾，造成政权运转艰难，威胁社会稳定。

　　沉重的债务压力造成地方政权运转艰难。首先是办公经费难以落实，导致“没钱干事”。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有75个干部，县财政2003年对其核定工资7万多元，可该镇仅打印、复印等办公经费就花了7万多元。

　　在乡镇一级，不少财政困难乡镇的领导常为电费、电话费、交通费等办公经费发愁，更多的地方则勉强度日，所谓“来人接待靠赊欠，用车加油领导垫”。

　　一些乡村干部因为“上头压(压各种指标)，下面骂(老百姓埋怨乡镇干部只知收税‘不务正业’)，回家老婆不说话(工资难以保障)”，因此宁愿舍弃这一“出力不讨好”并且“无利可图”的角色。乡村干部人心思走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情绪。

　　“没钱干事”、“无人干事”的直接后果是乡务、村务无人管，少数乡村政权在事实上几近瘫痪。而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对100个乡镇的调查，因为负债重而无法运转的乡镇占15%-20%。有能力的人不愿当村干部，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

　　另一个后果是政府在本应向农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上大打折扣，导致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以及乡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等受到影响。

　　巨额债务更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上级政府和债主的压力下，乡镇政府往往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增加了农民的对立情绪，由此引发的上访、告状接连不断。

　　此外，同乡村干部一样，农民也会采取“出走”的方式以逃避沉重的赋税、摊派及债务。在湖北一个仅有50多人的小村，为了躲避人头费，已经有10多人注销了自己的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即没有户口的人);荆门市有个村组，一个晚上有8户农户乘夜幕请来卡车，将全部家当搬走，留下几栋破房子，永久地离开了家乡。据当地干部称，“他们被数百万元的村级债务吓住了。”

　　出走的农民虽然避免了赋税,但由于税费总额并没有减少,他们所承担的税费最后还都将转嫁到留村村民身上,留村人口的负担面临进一步地加重,其结果可能迫使留村农民继续外流,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欲鸣、万栋、周健伟、黄会清参与采访)

　　地方政府负债探源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孙春龙、梁朋、张冉燃／银川、北京报道 政府负债成因复杂，但大多与不切实际的政绩指标有直接关系，经济债从根子上看大多还是政绩债

　　政府负债无异于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必然后患无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政府债务课题组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所负债务形式多样，最主要的包括:由地方政府出面担保或提供变相担保(如以地方人大会议通过决议的形式),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提供方便;地方政府部门拖欠企业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款等各种“白条”。

　　“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一提到发展经济，首先想到的是直接投资上项目。政府投资是由政府官员决策和经营的，由于体制、机制、决策和经营才能等诸多方面的先天不足，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许多是以“赔了夫人又折兵”收场。

　　有的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生产性、竞争性领域，投资失败承担了大量本应是市场承担的风险，结果负债累累。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省乡镇举债用于兴办企业的投资达14.2亿元，占到债务总额的26%。

　　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不惜以政府信誉作担保。市场风云变幻使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承诺和担保而承担损失，可谓“羊肉没吃成，反惹一身臊”。山东某乡镇2000年财政收入1136万元，而各种对外担保借款就达1.2亿元。

　　另据了解，截至2001年，贵州省利用国外贷款实施的65个项目中，有70%多的项目发生还款困难;吉林省从1998年发行企业债券，发债企业多为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2001年到期应兑付的企业债券本息近30亿元，而发债企业的平均偿债能力不足20%。

　　在中国，上级政府的决策必须执行，但由于各级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支出范围的划分上并不十分清晰，而且上级的政策也并不永远正确，因此经常出现一些“上级请客，下级买单”、“上级决策失误，地方负责收摊”的事情，最终由地方财政“背锅”，这也形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债务。

　　“形象工程”举债累累

　　“近些年，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短期行为，超越自己的经济实力，热衷于搞开发区、房地产、旅游区等‘形象工程’，致使背上债务包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夏杰长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原陶乐县的政府债务中，最大的一笔是拖欠的工程款，除办公楼、校舍等建设工程外，还有马兰花、兵沟汉墓项目工程款，总金额逾3000万元。

　　“目前西部好多贫困地区，最豪华的楼房往往是政府机关，而这些楼房大都是举债修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相关领导‘打肿脸充胖子’，盲目攀比。”平罗县政府一位官员说，“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如果再伴以官员的寻租腐败，地方财政想不困难也难。”

　　中国官员任期短，人员交流频繁，对官员的考核又非常强调政绩，而政绩一度又往往意味着GDP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广场草坪、修桥修路、工程项目等。

　　因此,为了尽快干出政绩,为自己提拔或交流到好一点的岗位攒足“资本”,即便政府财力不足,一些官员也不惜举债经营。

　　据报道，有的县投资建起了被群众称为“豪华羊宅”、“豪华猪舍”的养羊养猪示范园区，天冷时有暖气，天热时有空调，有的还有福气享受淋浴，但平日里不养羊不养猪，只在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花钱将村民们自家养的羊和猪租来“赶场子”。

　　然而,在一些基层部门,一边是大举借债,一边却是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的地方,每到年终,饭馆的老板们就会拿着厚厚的一沓“签单”到政府各部门去催要欠款。

　　“经费太少，要干的事却不少”

　　“地方政府的经费太少,但要干的事情却不少,这是造成负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宁夏平罗县委办主任魏宝山说,“比如教育,中央财政应该大力支持,现在好多地方政府‘普九’达标的债务还没有还清。”

　　据《瞭望东方周刊》调查，在平罗县各部门的债务中，文教系统高达606万元，其中工程款为517万元。一份资料显示，到2002年，地方政府有45%的财权，却行使着69.3%的事权。负债在所难免。

　　以前，在计划经济下，农村基本建设项目纳入国家统一预算，乡村债务并不突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上级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事业的投资减少，乡村承担的配套资金和贷款比重相应增加，乡村财政负担加重，举债建设成为普遍现象。

　　集体经济薄弱，已成为中西部地区、传统农区债务膨胀的重要原因。比如宁夏这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因为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弱势产业，加之市场、自然禀赋等种种因素的影响， 一些乡(镇)村为正常开展工作，支付工作支出和村组干部工资，乡镇干部只好贷款甚至向民间借高利贷。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政府债务课题组的课题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层级过多、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

　　中国目前有5级政府，每级政府班子齐全，上下一般粗。2001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8.6%，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财政供养人员4500多万人。

　　中国县市一般常设机构近40个,还有不少非常设机构。乡镇5大班子俱有，“七站八所”齐全，财政负担的人员从过去10人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村级党支部、村委会的人员，一般也在10人以上，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据统计,1994年全国县乡财政供养人口2251万人,2000年达到2959万人,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一年增支1000多亿元。每级政府光是“人吃马喂”就把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甚至是“讨饭财政”。

　　关于原陶乐县的一组数字如下:总人口仅3.2万，2300多人吃财政饭，50多个部门，150多辆公车，每年600万元的财政收入。据平罗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原陶乐县的债务中，车辆燃油、办公、招待等债务费用近500万元。

　　“几乎每一个正科级以上干部都配有车。”平罗县政府一位人士说。这些车辆养活了当地的两家修理厂和一家加油站。

　　“而由于机构繁杂造成的行政成本，目前还未纳入干部考核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

　　分税制下的两难

　　近年来，中央财力的集中程度显著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2002年上升为54.9%。中央财政比重提高就意味着地方财政比重下降，这是县乡财政近几年普遍反映困难的原因之一。

　　专家认为，适当集中财力和财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必要的，但如果集中的程度过大、速度过快，必然会对基层财政造成负面影响。

　　在中央集中财力的同时，省、市两级也想方设法增加财力集中度，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分税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这样，处于基层的县乡自然困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欲鸣、万栋、周健伟、黄会清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