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中国“绿卡” 一份浓浓中国情

　　这些已经拿到或有望首批获得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心里究竟藏着怎样的中国情结？

　　寒春继续丈夫在中国未尽的事业

　　寒春女士来自美国，她说想要一个永久居留证，因为她已经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是她的永久居留地。

　　寒春女士一直在北京沙河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从事牛群改良和养牛机械化工作。但是谁能想到她之前竟然曾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是什么使她放弃了自己原先从事的尖端事业，转而来到中国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养起牛来了呢？

　　这一切得从1946年8月说起。当时，寒春的未婚夫、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牧系27岁的毕业生欧文·恩格斯特受《西行漫记》影响，带着对毛泽东的崇拜，辗转半年到延安，取了中国名“阳早”。1947年，毛泽东领导的2万兵力大败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这场战斗坚定了阳早留在中国的决心，他希望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创造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

　　1945年当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她的同事感慨说：“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就是这样一句话，使正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寒春放弃了做纯科学家的梦想。

　　1948年，寒春也辗转到了延安与阳早团聚。1949年，寒春与阳早在延安窑洞里成婚。婚后，作为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奶牛专家的阳早带着83头荷兰奶牛落户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帮助当地改良牛羊，寒春就辅助丈夫的工作。

　　当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寒春夫妇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在西安的草滩农场，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五年计划。寒春表示，自己与丈夫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让贫奶的中国人都喝上新鲜牛奶，不坏一斤奶！”1955年，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喝上了他们生产的牛奶。

　　10年的草滩农场生活，让寒春夫妇彻底地融入了中国的乡村生活。

　　1966年，寒春夫妇被迫离开农村，分别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中国对外友协图片社做翻译。面对舒适安逸的生活！”他们多次打报告要求重返农场。1972年，他们终于遂愿，来到了红星公社。阳早设计安装的管道式挤奶设备、寒春设计的直冷式奶罐在中国率先实现了奶牛饲养机械化。他们研发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半个世纪后仍是该农场主导产品。1982年至2001年，20年光阴，寒春夫妇一个猛子扎在了位于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从事牛群饲养和改良，直到丈夫阳早病重住院。

　　寒春的两儿一女都降生在渭河之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召开，宋庆龄为阳早长子取名和平；两年后次子出生，取名建平，意建设中国，女儿名及平。三人在草滩农场度过了青少年时光。1976年前后，三人相继赴美。

　　当记者问及寒春：“申领绿卡是不是为了将来回国看儿女方便呢？”寒春淡淡地说：“有事情的时候才会回去。不过有绿卡可能会更好一点。现在在中国，办什么事都要身份证。外国人可能不方便。有了中国绿卡会方便。”在老伴阳早去世后，寒春按照丈夫的遗愿，把他安葬在能看见牛的地方。尔后，她又开始了日日劳作，在每天分析牛情报告的劳动中，继续着丈夫的未竟事业。

　　威廉·凯乐上海是被我称为家的城市

　　8月23日上午10点10分，办好一切手续走出人群的威廉·凯乐显得十分愉快。他高兴地对媒体表示：“我很赞赏中国政府的这一决策，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我们的信任！”

　　这一天是上海市开始正式受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的首个工作日。和众多知名洋专家一起，威廉·凯乐早早就进入出入境管理局大厅，排队等候办理手续。

　　威廉·凯乐，55岁，原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在的头衔是“上海凯乐医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是瑞士人，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年，1999年，他成了上海的荣誉市民，拿到了上海的002号绿卡。今天，他已经过上了和其他上海人一样的生活。他说：“毫无疑问，我喜欢上海，这是个被我称为家的城市。”在他眼里，上海充满了魅力和希望。“我亲眼目睹了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上海成为可能。上海每一天都在变化，她从未令我失望，总是给人带来惊喜。这个城市的迅速发展使我梦想成真。”威廉·凯乐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自己内心这一真实感受。

　　“我想这些年上海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你可以看见的，硬件的变化，许多建筑；另一方面是软件，人们态度的变化。”威廉·凯乐是上海世博会申办中一位特殊的志愿者，在2001年年底于法国巴黎举行的世博会申办陈述大会上，作为上海市民代表，他讲述了自己喜欢上海的理由。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情景他永远记得，“直到发言前5分钟，我还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在演讲稿上，他把“thecityIhavebeenlivingandworking”（我一直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用钢笔改成了“thecityIcallmyhome”（我称之为我的家的城市）。他认为，这样讲“更有人情味”。而现在他说：“希望2010年自己能在上海参与到世博会中去。”

　　从生活条件优越的瑞士刚搬来上海时，凯乐的确经历了一段困难的适应过程。凯乐说他没有想到过，短短几年间上海的生活环境就变得如此惬意。

　　而事业的发展更让他惊讶，上海的开放，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才来上海工作。刚到上海时，凯乐难觅专业人才，“罗氏”开业时，好不容易才招到了10名销售人员，远远低于计划。而今天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更让凯乐觉得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和办事效率的提高：“那时要找政府办事情，你必须请求那些官员，得去找他们，今天却是另一种方式，有时候我到他们那里去，有时候他们来找我，现在我们之间相互对话更多了，而以前却是单向的。”

　　在威廉·凯乐看来，申请中国“绿卡”的惟一原因是：上海值得信任。

　　中村京子终于可以方便地周游各地了

　　在北京地安门附近一处宁静的四合院里，曾经住着著名医生汉斯·米勒的一家。50多年前，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和日本护士中村京子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相识相爱。如今，米勒离开人世已近10年，而他们的子女也都天各一方，只有中村京子独自在小院里继续着平静的生活。

　　年过七旬的中村京子在华已经59年，她原来持有的居留证件有效期是三年，到国内任何地区旅游都要登记，所以，她迫切希望得到一个不必登记的永久居留证明。递交完手续，她说：“这回终于可以方便地周游各地了。”

　　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1945年，年仅15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来到中国，被分配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时隔不久，日本战败，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安身之所，于是成为了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米勒曾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正是由于与米勒的结合，使中村京子作出了留在中国的决定。1949年春天，他们结合了，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他虽然不浪漫，却很会疼人，每年生日都不忘给我庆祝，有一年我回日本探亲，他还特意打来电话说生日快乐”。如今，米勒虽已过世，中村京子依然住在北京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中村京子和米勒有两个孩子：女儿米蜜、儿子米德华，两个孩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老人说，两个孩子认为，他们就是中国人。“米大夫是入中国籍了嘛，那当然两个孩子就跟着父亲，那我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户口里边，米大夫是户主，米蜜是长女，米德华是长子。”

　　大女儿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瑞士籍人士，嫁到了瑞士。儿子留学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娶了位中国香港太太。而中村京子是日本人，米勒以前是德国人，所以她笑称自己的家是个“联合国”。

　　中村京子说，她的孩子们虽然都长着欧洲人的脸庞，但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特别是她的外孙女，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儿，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咬字发音，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中村京子言语间颇为自豪。（据南京《周末》）

　　中国“绿卡”的变迁

　　1986年，被聘为武汉市柴油机厂厂长的德国人格里西获得“外籍人士在华永久居留权”，这被媒体视为“中国首张绿卡”。

　　1991年，4名外籍人士获得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颁发的“在华永久居留资格证书”，原因是“他们为天津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0年2月，当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联合提案，建议给予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永久居留证。

　　2001年11月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做出了制订中国“绿卡”制度的计划。在此推动下，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2002年，上海市为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海外留学生及个别外国记者量身定做了中国“绿卡”，使其真正享有与上海市民相同的待遇。

　　2003年2月26日，46名在京外籍人士获得3年、5年有效的外国人长期居留证。持此证书，不必再一年办一次签证并且有次数限制，而是改为3年或者5年办一次签证，此期间可以多次、自由往返。

　　2004年8月15日，中国公安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随后各地陆续开始受理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本报综合消息）

　　名词解释

　　“中国绿卡”

　　被视为“中国绿卡”制度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是公安部于今年8月20日正式宣布在我国实施的。8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开始正式受理在沪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的申请。目前，每年临时来沪外国人达200万人，在沪常住外国人士达6万余人，迄今为止在沪具有定居权的外国人有13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一代外侨的后裔。

　　按照《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共有四种类型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即在华投资人员、在华任职的高层次人才、对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同时也适当兼顾来华家庭团聚人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