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时评：《孝法》避不开的三个误区

　　四川省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慎重地向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为“孝”立法，让子女尽“社会主义亲情孝敬、奉养”义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招收、聘用、晋升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审查其孝敬、赡养父母情况，并以此作为衡量审查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据《成都晚报》10月6日报道）。

　　从9月份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的提议开始，人们便开始对“孝”进行了热烈争论；而本次成都律师建议为“孝”立法，更是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当然，意见是很不一致的。看来，《孝法》的立与不立，还真是值得分析讨论。

　　在日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经济却尚欠发达的我国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延续或重振孝道——是极其急迫而现实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需要为此立法呢？笔者认为不妥。该设想即便有一定的价值和道理，只怕也绕不过下面三个可能的误区——甚至是陷阱。

　　首先，设立《孝法》有可能导致法律的低质化。不难看出，在当今“孝”的内容更多只是属于礼仪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的虐待行为是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中早有明确规定），所谓“常回家看看”，这只是一种被遵守或被忽略了的风俗习惯。即便一些好的风俗习惯正在逝去，如果用法律去改变的话，将显得过于横暴。而且，“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自古无孝子”，由于孝与不孝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孝法》肯定会经常面临难以判断、无法表态的窘境。如此，法律将失却其精准性，最终导致低质化。

　　当然，我国古代的“孝道”实际是属于法律之一部分的——那时，法律、礼仪、风俗、宗教等是混和在一起的，几者相结合的箴规形成了用以治国的礼教的基本内容。但正因如此，在当今为“孝”立法就可能绕不开第二个陷阱：导致公民权利受损，甚至导致社会文明的退步。旧礼教之中将孝道与法律融为一体，因其操作性上的天然难度，实际上经常会混淆私权和公权的界限，因而特别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精神。而那时之所以将“孝道”提到如此之高，还有很强的政治功利目的———要求人们恪守孝道进而恪守森严的等级。

　　再次，设立《孝法》有可能掩盖住真实的社会问题。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总体上分析当前的“孝道”衰落问题，除了礼教影响的日渐式微以外，毋庸讳言，也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水平和分配制度等有一定关系——不具备基本的条件，孝行便可能遭到种种挤压。但为“孝”立法，有可能掩盖住这些回避不了的矛盾。比如，在成都这位律师起草的所谓“立法草案”中有这样一句话：“父母年满60岁或病、残，无生活来源的，子女应负全部赡养义务。”对老人的赡养，确实是子女的应尽义务，但如果以现代社会的基本职责基本理念判断，似乎这一规定又未必能称得上是“天经地义”——因其有为社会推卸责任之嫌。让每个人都老有所养是社会的必然义务，社会有责任为每位老人提供生活来源。

　　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当一个人没有子女，又或者子女收入太过菲薄怎么办？显然，假设真有一部《孝法》，则法律和伦理将同时陷于困境。（河北郭之纯）

　　作者：郭之纯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