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远去的背山人

　　岳恒寿

　　生命闪过刃口

　　加速周国知生命能源的超量消耗，是去年3月底他在县民政工作会议上，接受帮助贫困百姓不再住岩屋和茅屋（简称为消岩和消茅）任务之后的这半年。周国知单枪匹马一个人承

担造册登记、择地选址、规划用工用料、组织购买运输等系列事务。

　　那些日子，周国知攀崖爬壁，一走就是上千里。竹背篓是他平时下乡的“公文包”，里面装着照相机、手电筒、表册、雨伞、衣物，还有干粮———他从不在住户家吃饭，都吃自带的馍馍或苞谷团子，渴了，就饮山泉，他从小饮惯了清冽的山泉。

　　2003年5月8日，这天一起床，周国知忽然感到浑身无力，腹部刺痛，痛得直冒虚汗，他用拳头顶着胸口歇了一会。他以为是胃病发作，忍一忍就挺过去了。

　　领导和同志们见他这般模样，关切地说：“你该不是有什么病吧？赶快去县里看看吧！”周国知强笑着说：“我这是老胃病了，不要紧。消茅是老百姓的大事，我心里放不下。”“老百姓的事，放不下”———多么朴实、平常，像山间流出的清泉。他“放不下”的是重点特困户胡柏春家。胡柏春老两口年逾花甲，智力不高，一家5口在烤烟叶的烤房旁搭了一个四面透风的茅棚居住。消茅以来周国知这已是第6次登门了。

　　他为胡家的茅棚拍照后，又商量怎么解决钱不够、料难运、帮工不好找的困难。谈话时，他的手一直顶在胸口。忍痛坚持谈完，已是大汗淋漓。胡家老两口见他病成这样，给他端来一碗稀粥，他破例地接过饭碗。但他只勉强喝了两口就呕得喝不下去。

　　告别了胡家。走出村子后，他越来越感到痛不可耐，几乎站不住了。他咬紧牙关，走一会，靠住岩壁歇一会，再走一程，又抱住树干撑一会。就这样走走停停，3公里的路一个小时还没走完。他看见路边有一块光石头，想坐在石头上再歇一会，不料，刚到石头边就眼前一黑，连篓带棍跌倒在地，晕厥过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山静似太古”的旷野竟不见一个人。

　　三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位哑巴。哑巴忽然发现路边躺着个“死人”，大着胆子近前细看，认得是好人“周主任”，扔下手中的工具就“呀呀哇哇”地叫唤起来。

　　终于喊来了乡亲们，大家七手八脚扎成一副担架，十几个人簇拥着将周国知抬到几公里外的工作队……

　　感谢这些热心的村民的救助。周国知逃过了魔鬼的刃口。周国知记住了乡亲们的恩情，也记住了这个生死搏斗的日子。然而，淳朴憨厚的山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就从这一天起，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周国知，开始了生命最后的冲刺。

　　老百姓的事，放不下

　　周国知醒过来以后，看见乡亲们围在他跟前又端水又喂药，心里十分内疚。他说：“我这样打扰乡亲们，真对不起大家。我这是老胃病了，痛过那一阵就没事了。”．

　　乡亲们说：“你一定好好休息，歇过来再去忙。”“一定，一定。你们都放心地回家吧。”他答应得这样恳切。可是，在乡亲们离去之后，他又“全副武装”地上路了。谁也不知道他这一去又走访了几家消茅户，又在路途中痛倒了多少次。

　　这中间，周国知回过一次家。那是一个很深的夜晚，他叫开门进家后，看见家里只有给他开门的女儿和熟睡的儿子，妻子因为风湿病加重，住进了乡卫生院。而女儿和儿子都在5公里外的乡里读书，16岁的女儿既照护弟弟，早晚还要喂猪喂牛，累得眼泡都鼓鼓的。懂事的女儿见爸爸累得像风中的草秸，赶忙帮他放下背篓，点着灶火，给他煮了一碗鸡蛋面，他说了一句“真香啊”!但他只吃了半碗就捂着肚子上床了。清早，他听见女儿叫醒儿子，一人带了一包方便面去上学了。女儿以为他今天不会走了，想让他多睡一会。女儿还以为爸爸知道了妈妈住院，家里不能没有人，爸爸在家休息几天都不过分。周国知确实也这样想过，可是，当他起来以后，那个“放不下”的使命又一次呈现在他的眼前，他面对的是千家的冷暖，他的工作进度关系着乡亲脱贫的进度，他歇一天，消茅工作就迟一天，他歇不得，放不下啊!

　　周国知背起背篓，拄上木棍，走进了白云生处。6月3日，此时的周国知又黑又瘦，如一头累惨了的老牛，一米七的个子似乎一下子萎缩了，体重竟不足50公斤。“老周，你这哪里是工作，你是在拼命啊!你先把工作放下，到县里去看病!”李书记和张乡长同时向他下达命令。

　　周国知执拗地说：“只剩下最后几户没有拍照、填卡了，等我把这几户搞完，一定到县里检查。”

　　李书记说：“那你起码休息几天再去。你老婆住卫生院了，也需要你照护。”

　　周国知答应了。可是，他到卫生院陪妻子说了几个钟头话，晚上去福利院看望了一下孤寡老人，又备了一些干粮，换了一双解放鞋，第二天清早就背篓拄棍，消失在山的尽头。

　　6月9日，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周国知颤抖的双手捧着资料本，郑重地交给了领导。

　　两天后，周国知被强行送进县人民医院。谁也没有想到，检查的结果，竟是肝癌晚期!家人和同事含泪瞒了他的病情，只告诉他患的是肝炎。周国知心知肝炎是种慢性病，对哥哥周灵知说：“哥，要是没大病，我先上山一趟。”大哥说：“你都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我替你办。”

　　周国知见拗不过，说：“我下山的时候，乡福利院烤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必须先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的五保户老人们买煤……还有村民彭雪锋，37岁没对象，父子俩住一间破茅棚，上次我给了他钱和砖瓦，现在房子开工做了没有？你替我看看……你再替我看看王力胜家，老王腰背残疾，妻子弱智，小娃4岁，上次我给他送去的口粮吃完了没有？你告诉他等我出院后先给他送……”

　　大哥认真点头，而且第二天就去办了。乡领导和同志们来看望他，一再嘱咐他安心静养，问他有什么要求，周国知只有一个要求：“让我回去吧，消茅工作只搞了半拉，我心里放不下，住不安！”

　　9月3日，周国知切断了治疗，回到了家里。从这时起，他的生命之钟进入倒计时。

　　英雄并非无泪

　　最后的生命之钟，是在病痛与心痛、绝望与不安多重折磨中跳动的。一经明了实情，他生命的防线便急骤崩溃，接下来是面对死亡的坦然：他开始向亲人们交待后事。

　　周国知时刻挂牵别人，并且为之耗尽了全部心血，在他不知道死亡降临的平时，他可以不遗余力地舍小家顾大家；而在他挥手兹去的时刻，他也像普通人一样，不能不面对自己的家庭，反省自己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等种种“失职”的遗憾，以及他去后这个家庭面临的重大不幸的现实———他的“小家”怎么办？这就把他推上了“两难”的境地。

　　他要交待的，当然首先是他妻子。妻子在他第二次出院后也已经停止了治疗，一直守在他身边，一直偷偷地落泪。周国知久久地握着妻子的手，久久地看着妻子的脸。18年前，刚刚退伍的他，请人介绍这个20多公里外的土家族姑娘时，曾经遭到女方亲戚们的竭力反对，说周家太穷，房子是一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棚，屋里没吊一块腊肉。没有腊肉的周家被戏称为“凭天吃饭”。但汪碧秀见过周国知，她不嫌穷，看中他是个有志气的退伍军人，硬是走进他寒酸的茅屋。18年，汪碧秀跟着他，由一个姣好的姑娘变成一个行将瘫痪的病婆。他究竟给了她什么？给她带来了什么？周国知痛心疾首，感到非常对不起妻子。他想请妻子对他原谅，但再宽广的原谅都不能掩盖这无情的现实。

　　他的嘴颤动着：“你一定要撑起来把孩子养大，全拜托你了。”他把揪心的检讨全部省略，浓缩为这句珍重的“拜托”。80岁高龄的老父亲也守在身边。“爹，我没有尽孝道。你过80大寿生日那天，我还没能到堂前给你敬一杯酒。到如今儿更不能了。你，不要责怪儿呀!”“不怪，不怪！”爹把住儿子的手，老泪纵横。父子俩抱头痛哭。周国知最难割舍的是他的一双儿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16岁的女儿周莉早已是爸爸妈妈的一条臂膀。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在她迎接中考的关键时刻，妈妈爸爸相继住院，除了学习，她要照护弟弟，到卫生院照料妈妈，回家还要打草喂牛喂猪，中考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女儿正在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为了不影响她学习，周国知不准家人让她回家看望。这是多么痛苦的决定!

　　对儿子的生活关照也几乎一无所有，他平时顾不上管儿子，只能在晚上看见放学回来的小儿子周辉。管教也非常严格，讲的尽是土家老祖辈过去一家人伙穿一条裤子出不了门的贫困，和自己11岁当背力挣学费受的苦，让儿子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穷和苦，懂得靠自己改变穷和苦，再去帮比自己还穷苦的人；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他把住儿子的手，只说出一句：“我儿，好好听妈妈的话。”接替他岗位的魏光荣同志来看望他了，周国知从昏迷中醒来，恳切地握住老魏的手，说：“我很快不行了。有两件事托付给你：第一件事，我死之后，乡亲们会来给我守夜，我家里煤不多了，你帮我买点煤回来，好给守夜的乡亲烧两盆火烤。第二件事……”

　　9月27日，他喝下最后一口山泉，示意将他从里屋抬到堂屋。周国知脚挨火盆半躺在一把破藤椅上，双手紧握着妻子的手，眼睛直直地望向西边一块不大的玻璃窗。夕阳从窗外照进屋里，周国知的眼神透过窗口，望向山野，山上松柏翠绿，野花盛开。周国知的目光在寻觅鸽子花，他很想闻一闻，触一触，他闭上眼睛，向那鸽子花追去……

　　留得清白在人间

　　周国知去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了村村寨寨。他42年映照在百姓身上的火光，为官19年吐尽的蚕丝，在山民的痛哭中一丝一丝地剥开，凸现出一座永恒的丰碑。

　　在人们的眼中，民政主任是一个“肥差”，周国知经手的钱就有100多万，可他没有为自己谋过一分私利———这是椿木营百姓交口赞叹的第一大贤德。

　　周国知病重后办移交时，县民政局派财务人员审核，没有发现任何差错。他管理的物品，从照相机到几支圆珠笔，以及自己没有写完的工作笔记本，都在移交之列。说起这个相机，也让人心里发酸：上级要求消岩消茅户必须有实拍资料，乡里才决定买部照相机。周国知货比三家，最后相中了一部只卖200元的“傻瓜”相机。这相机成了他从不离身的宝贝，每买一个胶卷，照了多少张，洗了多少张，废了多少张，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并且留下底片，以供财务人员核对。他与汪碧秀结婚时没留下新婚照，有了儿女后四口人也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福”，9岁的儿子还不知道照相是什么滋味，曾经好奇地要求爸爸给他照一张，他却不让他碰一碰，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更心酸的是，当他去世后，乡政府要为他放大一张遗像，家里寻，办公室找，就是找不出一张他的照片。无奈之下，乡领导翻出他的档案，从干部履历表上撕下他的登记照为他放大。现在，这张照片成了人们瞻仰他的唯一标记。

　　周国知的父亲、姐夫、弟弟、妹妹们，都是一年四季刨土过日子的庄稼人。去年春天的一场风灾，他们这几家的青苗都遭到严重损失。政府下拨了救灾款，制定发放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国知，可是，别的家都发了近千元的救灾款，偏偏周国知的家人和至亲都榜上无名。姐夫不服，曾找周国知面讨，周国知说：“国家发的救灾款实在有限，咱就吃点亏吧。”

　　为了给乡福利院的孤寡老人们节省开支，周国知总是舍近求远，亲自到建始县去买煤。老人们的煤块每车节省了400元，可周国知却受了罪，跟着大卡车穿州过县翻山越岭，夜晚住不起旅店就在驾驶室里打盹儿，连装车也舍不得花钱雇人，自己装。他喜欢抽烟，抽的都是不到一元的劣质烟。他常年住乡上的临时宿舍，妻子惦记他，有一天从家里给他背来一块腊肉，叫他补身子，恰巧他正与施家坪村的特困户王召毕谈话，他竟把这块腊肉送给了王召毕。

　　周国知不仅把腊肉送人，就连自家退耕还林兑现的钱粮也送给了困难户。他死后，许多“秘密”渐渐揭开：后坝村民胡盂军说，周国知看他家庄稼长得不好，曾给他100元买化肥；魏志松的妻子砍柴时伤了手，庄稼没有跟上季节，周国知知道后，从自己荷包里掏出100元送给她治手，直到现在，提起周国知，老魏的妻子还要流泪；哦!我们差点忽视了一个颇风趣的情节：为了改变山里的羊儿退化问题，周国知自己花钱买来一只优良种公羊，牵着公羊满山跑，给百姓家的羊配种。谁也没有计算过这新一代诞生的羊儿给山民带来多少实惠。

　　周国知家的房子，是比土家吊脚楼简易得多的木屋，堂屋的前墙至今只有十几根柱子，半边是用塑料薄膜挡着的，没装木板，装了木板的墙壁有新板也有旧板，这参差不齐的颜色无言地诉说着主人蚂蚁搬家般的造屋的费力。塑料薄膜挡不住风雨，每当雨雪交加的日子，雪水顺着塑料薄膜往下淌，屋里又潮又冷。当地一位农民说：“周国知负责120多户消茅，如果他有私心，只要从每个接受救助的人家里抽出一块板子，就可以把房子装得漂漂亮亮。”

　　可是，他没有，没有。周国知曾担任过计生办主任。都说计生工作是天下第一难，最难的是动员育龄妇女做结扎手术。周国知先从自己的家人开刀：他的妹妹周金枝已经生了第二个，按政策，生一个上环，生两个结扎。但妹妹不愿结扎，在哥哥面前诉苦，说她身体不好不能结扎。周国知没有“放行”，他请来医生给妹妹检查，检查结果，妹妹患的是一般的病，可以结扎，周国知说：“医生说了算。你不仅要结扎，还要带个头。”自己的家人做在了前头，动员别人就理直气壮。他把县医院的专家请上山，把全乡要做手术的妇女集中在乡里，居住近十天。周国知为她们背铺盖，背灶具，背娃娃，还要自己掏钱买鸡蛋、红糖等补品。按土家族的旧俗，“月母子”进屋不吉利，有一位做结扎的未满月妇女因这忌讳没处住，周国知就把她抬进自己的宿舍。

　　周国知在后坝小乡工作时，率先引进地膜覆盖育苗法。开始群众不接受，周国知走村串户做工作仍不行，后来就让家人划出4亩地带头试种，家人也有埋怨，周国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终于试种成功，亩产由100公斤增加到350公斤，周国知手把手教给山民，得益的山民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他是“财神”。乡党委总结了地膜覆盖育苗和周国知提出的解决土地撂荒的新思路，统称为“后坝经验”，进行推广。

　　有人说：“周国知如果把心全用在自己的小家上，他家肯定发了!”

　　然而，他没有。他每月只有600元的工资，屁股上还有数千元的债。周国知并非没算透这个账，他常念的是另一本账：“让老百姓满意。”

　　“让老百姓满意。”这句极普通又极崇高的誓言，正是周国知苦苦追求的标准，他的所有历练都在这至高无上的尺度上。我走访了许多民政救助对象，在他们身上，有近亲繁殖带给他们的先天伤残，有恶劣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造成的肢体扭曲，有灾病带来的孤苦，有战争留给他们的伤痕。可是，周国知把党和政府的关爱超量地送到他们的心坎，使他们激发起了强大的生命力，唤醒了他们的自尊和尊严。他们一提起周国知就激动不已。弱智人王照毕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但却能记住周主任，乃至别人叫他一声“周主任”，他就自豪得手舞足蹈。可见，周国知的形象在山民心目中化作了一面旗帜。

　　超乎寻常的送行

　　在如今到处都弥漫着功利和物质内容的社会风潮中，我讲起周国知的故事。有人便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周国知那样付出，他最终得到什么回报?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一时使我难以启口。尴尬之后，我方才有所感悟：回报有两种。一种是金钱的回报，一种是精神的回报。金钱可以用有限的数字计算，而精神的价值却无法评估。周国知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后一种。

　　按照土家人的习俗，要让周国知入土为安，实行土葬。下葬的前一天晚上守灵，天下着绵绵冷雨。乡亲们顶着塑料薄膜，相扶着，相搀着，从10公里、20公里、40公里之外自发地冒雨赶来，甚至还有步行百里的，从天不亮就出发，花一整天时间赶到，一下聚集了400余人。他们说：“记不清周主任活着时有多少次翻山越岭去看望我们，我们今天来看他最后一眼，也算是个报答!”人多得进不了屋，邻居家腾出房子，大家轮流到灵前守坐。

　　腰背残疾的王力胜来了，他弯驼着背，走路无异于爬行，但他说他非来不可，周主任活着的时候，用那只背篓春送种子冬送粮，两次为他整修房，他说什么也得再看他一眼!

　　倍受周国知关照的胡柏春来了，他有一肚子话要对周主任说，但因极度悲伤，一下扑倒在灵前，很长时间不能起来。

　　弱智人严红兵来了，他举着鞭炮一边走一边哭，没到周国知家门就急着点燃，把鞭炮爆响在空野。

　　特困户马汉业住在20公里外的挖断山，向人借了30元，买一挂大炮，舍不得坐车，傍黑赶来哭倒在灵前时，人们发现他只有一只鞋子，另一只丢陷在泥泞的山路中他也不知道。

　　乡亲们围着火盆席地而坐，组成了一个个头颅、肩膀和手的弧圈，组成了一个个光与影的花环。

　　雨一夜未停。哭声一夜未停。伴随着“龙船调”的古老悼歌一夜未停。

　　次日清晨，小雨变成了大雨。盖棺之前，最后看一眼周主任的遗容，屋里屋外一片号啕之声。有人哭昏在棺材前，有人撑着棺盖呼喊着：“老周老周你不能这样走了啊!”不让盖棺。

　　起棺了。棺木湿沉，山路滑险。按照土家人的忌讳，棺材一旦抬起，中途是不能落地的。抬棺的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人，几十双手扶着灵柩，更多的人前呼后拥，捧着花圈，点着鞭炮，簇拥着，护送着，许多乡民跑前跑后，忙着帮助铺草垫路。

　　雨水浇在人们头上，哭声震荡着苍野莽谷，人哭与天哭浑然一体。上山要经过几片苞谷地，黄秀林、唐生璜、唐生泽主动将自己家没有成熟的苞谷割掉，开出一条四五米宽的道路，让周国知走过去……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周国知用他42岁的生命，实践了这句名言，他一个远居深山的普通基层干部，在最后受到如此众多的人的爱戴，这回报，是多少金钱都无可比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