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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龙生
广州市朱吉伦等市人大代表一份关于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力构建“中华古诗文，经典文化诵读工程”的建议，引来一些不同的声音与思考。一些家长认为，以四五岁孩子的理解力，难以理解中国古文之美，倒不如等他真正理解并有兴趣时再去研读；赞同者认为，现在的青年，读不懂古文，连断句都不会，再过若干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只能在外国寻
觅了。
其实，对此问题的“不同声音”，主要是围绕着五岁孩子是否学得进、学得好这一点上。而对《大学》、《老子》、《论语》、《易经》的文化价值，人们还是持一致认同态度的。看当今的教育，我们不能否认，无论是内容还是教法，“工具化、技能化”的特征越来越突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今年轻人尽管文凭越来越高，使用软件越来越熟，但由于“工具化、技能化”的教育，思想方法过于单一，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正在退化，从而直接影响着创造能力的开发。笔者从业于广告业，在这方面感触尤深。一些年轻的广告设计人员，由于文化底蕴的欠缺，不能解读和利用更多的文化符号，尤其不能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考方式或表达方式，致使设计稿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中华古诗文，经典文化诵读活动”本身的价值认同，是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
此外，人们对此类活动的价值认同，还基于一种道德心理构建、人格成长必修的考虑。毕竟，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一项直接或间接“换饭吃”的技能。去年，广州西关培正小学就曾引导学生诵读并用毛笔抄写“百行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人者，人恒爱之”等从儒家学说中选出的有关“孝”的篇目语句；再比如，去年北京市中古小学要求学生对老师行90度鞠躬礼。尽管人们对类似做法还有争议，但我理解，这些探索并不是非要扎到传统堆里，培养一些“少年古人”，而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传统文化，消化文化精华。相对于我国道德建设这项大工程，这些做法的意义显然同样深远。
当然，对于《大学》、《老子》等文化经典，指望五岁的孩子能理解、消化其精神实质，肯定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以为，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理解多少算多少”的较低要求下，应让他们尽可能多地熟记一些。至于理解，可以留待日后的“反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常消化童年时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只是由于童年经历的不同，每个人受益多少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