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知，十里八乡百姓都来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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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知，你走了一年了！”

　　9月26日，周国知的妻子汪碧秀一早起身，拉着一双儿女，沿着雨后湿滑的小路上了山。

　　在半山腰丈夫的墓前，她默默地摆上一张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家乡亲的新房

子。“你看，他们都住进新屋了，你放心吧。”她说。

　　墓前墓后，坡上坳里，挤满了和她一样前来祭坟的人。有的捧一把野花，有的带一挂鞭炮；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哭声、喊声、鞭炮声，打破了小山谷的寂静。

　　一声声呼唤着的是同一个名字，汪碧秀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哀恸。她用双手把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墓前正中，那是他们一家4口唯一的合影———只不过，全家人簇拥着的，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一张遗像。

　　“国知，咱们有了‘全家福’了！”她一头扑倒坟前，泪流满面。

　　山路

　　羊年春节刚过，还在正月里，海拔1650多米的椿木营寒风料峭。但一条条山间小路上，人们却越来越多地看到乡民政助理周国知行色匆匆的身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刚刚通过决定，决心年内在全州范围彻底消灭茅草房和岩洞屋，让所有贫困农民都能居者有其屋。这个消息让周国知像孩子过年似的高兴。他兴奋得急不可耐。上级的具体布置还没下来，他就开始提前行动。无论谁都不曾想到，天天起早贪黑的周国知这时已重病在身。

　　5月8日这天，周国知起床时就觉得“胃疼得格外厉害”，但他忍一忍，还是照样出发。晌午过后，他走进勾腰坝村特困户胡柏春家。

　　从胡家出来，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住，走几步就蹲下身子歇歇气。走走停停捱了两三公里，突然间一阵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路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天将擦黑时，村民赵海青路过这里猛然发现路边躺着个人，近前一看，天哪，这不是周助理吗？

　　赵海青是个哑巴。他急忙跑回村子，一边疯狂地“哇哇”大叫，一边挥动双臂比划，带着乡亲们奔往村外，把奄奄一息的周国知抬到村委会，又是喂水又是灌药。

　　总算醒过来了，周国知看到一张张围着他的焦急的脸，反安慰大家说：“打扰你们了，我这是老胃病，痛过一阵就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一场生死边缘的挣扎，没能停滞他的脚步。第二天一早，周国知揣上几片止痛药，拄一根木棍，又上路了。

　　周国知去世后，人们粗粗算了一下，从“消茅”工作开始到病倒住院，椿木营127家“消茅”户，就算每家跑一趟，他至少也走了1500多公里。

　　账本

　　周国知病倒住院后，乡里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财务交接，清点完毕，涉及的83万多元资金以及各种救济物资，分毫不差，就是多出来3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记入账所致。

　　魏光荣一点也不奇怪，多年来他与周国知先后4次工作交接，财务涉及金额有千把元的，也有近百万元的，每次的账目都是这样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周国知20年来先后任过乡长、民政办助理等职务，都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岗位。对这份“职权”，周国知看得很重，上要对国家负责，下要让百姓满意。这么多年，无论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理由，他自家和自己的亲属没从中得到过一分好处。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国知身上显现得近乎“不近人情”。为“消茅”工程，乡里给周国知配了一部二手相机，他为茅棚户拍了上千张照片建档留资。回到家里，已经9岁还从没照过一张相的儿子周辉，缠着爸爸给自己照一张。妻子汪碧秀和他结婚17年没照过合影，全家更没有一张全家福。汪碧秀嘴上不说，心里也同样巴望着。但周国知还是不肯：这是公家的相机，公家的胶卷，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一张也不能照。

　　周国知家的4间木瓦房，从1986年开始盖到现在还未完工，整个堂屋的一面没有门板，用一张红蓝相间的塑料纤维布聊遮风雨。曾当过30多年村支书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说，周国知每年都负责救济灾民和贫困户建房，“但凡他有一点私心，只要每次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换下来了”。

　　可周国知却从没这么想，更没这么做。至死，他的家还缺着一面墙。

　　病榻2003年6月9日，周国知将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面交乡党委书记李明山，这时候的周国知，又黑又瘦，1米7的个头只剩下不到90斤的分量。两天后，他被乡里送进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家人和同事瞒着他，说得了肝炎。周国知对陪着他的大哥周灵知说：“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周灵知抬出乡党委镇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疗。

　　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办给哥哥：“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上煤啊。”“哥，勾腰坝2组的军属汤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话。我已经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建房的便宜瓦，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一天深夜，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瞒不下去的周灵知哽咽了，说：“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面对如此噩耗，周国知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大哥：“你们早知道这病治不好，为啥还要送我住院，为啥还要叫乡里为我花冤枉钱？1天100多块，能给群众办多少事呢！”

　　9月3日，在周国知的坚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只带了10支止痛的杜冷丁。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心里越发有万千放不下的牵挂。

　　他最后一次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家落实了100元救济款。接任他的民政助理魏光荣，周国知交代他办的事最多。“孤老冯卓然生活无着落，要接到福利院来”“消茅户盖房子的事，要抓紧”……

　　但，只有最后一件，周国知反复思量才开了口说：“你看我家里的情况，我担心我老婆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都还小。真到了那一天，请组织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

　　还没听完，魏光荣已是双眼泪流，这“照顾”二字，是20年来第一次从周国知嘴里说出来啊！

　　丰碑

　　2003年9月27日深夜，周国知永远告别了椿木营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年仅42岁。在这个偏远的山乡，从不曾有哪个人的死，惊动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百姓。10里、20里，40里远的山路上，扶着、搀着、还有让人背着赶来的群众络绎不绝。周家屋子坐不下，邻居们腾出房子，大家轮流到灵前坐一坐，站一站。漫天大雨里，几家村民毫不犹豫地砍掉自己正在生长的苞谷，开出几米宽的通道，无数乡亲伸出手臂，托起棺木送他走向长眠之地。

　　周国知走了，生前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也几乎没留下任何记述自己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发言，没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没有豪言壮语。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张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乡百姓心中，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带来的温暖和帮助，记着他掏心掏肺的关爱之情。我们写下的关于他的每一个故事，全来自椿木营百姓的叙述。关于他的一切事迹，都是椿木营群众从心里掏出来的记忆。

　　十几年前，乡亲们为了感谢周国知在悬崖峭壁间背水泥，在彻骨冰凉的河水里淘沙子，带领他们建起“幸福桥”，在桥头立了一座功德碑，但周国知却悄悄地把碑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他对前来“抗议”的村民熊昌余说：“共产党人的功德碑，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为此，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力，燃尽了自己赤诚的生命。周国知，像生他养他的鄂西大山一样，静默无语，却巍然耸立。唯山里百姓的口传心念，让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像土家人的山歌一样，愈唱愈远，绵延不绝……

　　这就是他的碑。(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希伟 曲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