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名校改制②：收获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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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改制收获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本报记者 孟绍群 本报实习生 夏志胜

　　名校改制使政府甩掉经济包袱，但义务教育却悄然演变成“高价教育”

　　“从1996年至2003年改制7年间，25中为北京东城区财政及教育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7年来，扣除学校的办公等常规消耗的费用，25中净为东城区教育节省了8000万元，这笔资金给东城区有困难的中小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9月20日，北京率先进行“国有民办”改制试点的北京25中校长刘志毅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

　　改制校在改制后迅速积累资金的优势使其自身的办学条件得以迅速改善，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难怪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热衷于名校改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曹淑江博士把这称为“政府甩包袱”。

　　曹博士认为，办学条件的改善理应是政府职责，公共产品的成本由家长分摊或由家长部分承担导致了政府职责的转嫁，义务教育不自觉地演化成为“高价教育”，远离了其“免费”的真实内涵，政府在“收获”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所收巨资“体制外循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一直以来，公办民校依仗政府高投入形成的优势收取赞助费，而这赞助费的去向备受非议。对这一巨款，各地政府一般只有原则性要求，如“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教师福利”，一些地方要求上交一部分给教育局“统筹用于改造薄弱学校”。华中师范大学湛卫清指出，这笔巨资在政府财政体制外循环，缺乏必要的监管，具体的收支状况，既没有进行财务公开，也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改制后的学校姓“公”还是姓“私”？

　　据江苏省扬州市育才实验学校常务副校长贾传冰介绍，正是意识到了“育才”两个字的品牌价值，才进行了办“民校”的改制。

　　实际上“名校办民校”是钻了政策上的两个“空子”：一个是“名校”品牌这个无形资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是无法估价的，如今等于是“廉价出售”了；另一个是“民办”收费上拥有了自主权，是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而国家有政策规定“教育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曹淑江博士指出，依托“名校”的改制学校，借用了公办学校经过积累形成的优秀资产，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却被部分人所拥有，昔日曾经为此奋斗过的老师和学生则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利用原来公有学校的牌子招揽学生，由此产生的收益怎么分清它是国家的还是民办学校的。”

　　“以北京实验学校为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研究员说，“改制前他们的办学资金只有千把万，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两亿。大量的、改制后增加的校产不是政府投入的，而是通过民办体制运作吸纳来的资金，这样的学校如何来界定？另外在有些地方，政府在民办学校本身就有投入。还有的地方是政府把学校建好了，然后请办学者来承包这个学校。这个校产本来就是政府建的，但是它变成了一所民办学校。还有多种投资主体举办的学校，有的地方叫股份制学校，这类学校到底姓‘公’还是姓‘私’？我看不好界定清楚。”

　　名校办民校破坏了教育公平

　　公办学校改制后，招生规模明显扩大，过去没有机会进入重点学校读书的孩子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满足了老百姓选择优质教育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教育财政的情况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只好依赖市场。

　　然而，老百姓还是觉得冤，一方面本来在学区内的孩子，可以免费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却因为改制而得出钱；另一方面更多的老百姓子女可能出不起相应的费用，只能到办学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

　　对于那些“水平不够钱来凑”的学生，某校校长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招生“秘密”：我们不怕招收“垃圾学生”。只要本校毕业生有一成是佼佼者，能让学校在升学考试中出风头，另外三四成学生保持全市中上水平，能考上重点高中，其余三成“垃圾学生”，不少是白花了钱，“垃圾”进来，“垃圾”出去，对学校没有任何影响。

　　按有关规定，办民校要“四独立”，即“法人独立，校舍独立，财务独立，教学教务活动独立”，而现在有的学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匆匆上马，甚至有的学校只凭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了，曹淑江博士认为：“这首先就不公。”学校的成本最主要是土地和房屋的投资，而名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本经营，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