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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前《新京报》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感觉“非常之遗憾”，因为“在夸克粒子理论领域里，我们的研究曾早于美国，成果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另外，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也与两名以色列科学家分享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我国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的研究比美国进行得早，成果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但何
以又最终落后于美国？何祚庥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张肇西介绍说，我国科学家在该课题研究中取得重大阶段成果是在1965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何祚庥被关进了牛棚，领导“层子模型”这一工作的朱洪元等和所有的研究组成员，全都被迫停顿下来。这就非常明确地凸显出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良好科研环境的基本前提这一事实。
科技与文化事业要能取得长足进步，必须为知识分子提供稳定的社会与科研环境。而稳定的社会与科研环境根本上来源于健全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没有健全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包括科学家在内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就要面临被侵犯乃至剥夺的危险，科学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就可能陷于停顿，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要遭受重创，甚至因此而永难跟上国际水平。健全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能为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保证，而不健全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则只会阻抑各项事业的进步。而近几年来，中国科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恰恰说明我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正在不断走向完善。
除此而外，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方式以及文化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说：“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但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美国物理研究所的谢韦说，美国学生更注重于独立思考。他说：“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其他国家上学的概率要大。”（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这表明，在美国的教育方式当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敢于怀疑的精神与独立思考的习惯及能力，而这正是在研究上能有创新与突破的基础。
我们的文化中总是过于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体”，以至于“集体”最终沦为“个体”获得成功的障碍，而没有“个体”生命的勃发，所谓“集体”的进步与发展又何从谈起？
美国科技上的重大突破还有赖于巨额资金的投入。美国物理研究所谢韦说：“难道是因为美国人更优秀吗？大概不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然。”美国通过国家和私人资金来源向基础研究投入了数十上百亿美元的经费。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等问题进行了40年的研究，美国基金委对雷蒙德·戴维斯给予了自始至终的经费支持。这一切都让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
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及因此而生的淡泊心态也非常重要。三位美国科学家从1973年论文发表，到200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间共有30余年的实验检验历程。何祚庥说，在证明自己的研究结果正确之前，“冷板凳太长”，数十年的科研，不是任何一个科研者都能够忍耐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基金能够支持的。何祚庥就善意地提醒说，我国一些科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科学家却难耐寂寞，总期盼着成果能一夜之间出现。这种浮躁心态与一些科学家急功近利心态有关，有些人急盼成果还与想通过科研换取仕途或经济上的成功有关，因而难以静下心来进行需要时间的基础性研究，而必要的时间却又是诸多项目能出成果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科学家急功近利一定程度上也与高校与科研单位的考核制度设置得不合理有关。许多单位在考核科学工作者时过于强调成果“出炉”的时效，这也进一步增进了一些科学工作者的浮躁心理。其实，科学本身就意味着要与寂寞为伴，虚荣与浮躁是科学的天然大敌。
这么分析与比较，并不是要悲观地得出结论，中国人就与诺贝尔奖永远无缘。实际上，中国人在才智上丝毫不输于其他民族，不少华裔科学家取得卓越成就就是明证。我们的国家也在不断前进，关键在于我们要在这种比较中进行反思，并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改进自己的不足。相信有一天，诺贝尔奖也同样会垂青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