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爱我的地方是故乡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3日10:51 南京报业网

　　【南京日报报道】

　　他把头深深地低下去，脚尖抬起来，忽然轻轻一点，二胡响起，四周寂静无声，深秋午后的阳光仿佛冻住。他的手轻轻地抖动着，琴声像风轻轻吹动树叶，吹过去——紫金山上，大片的树林仿佛都被吹动。他侧着脸看着远处，眼里一丝泪光闪过。

　　南京师范大学，北阴阳营。人行道旁有一小片空地，空地后面砌着一条白色的建筑工地的隔墙。

　　天黑下来，人行道空空荡荡。一盏灯，在空地上高高地挑着。一个人坐在灯的阴影里，背靠着刷着白石灰的隔墙，拉着二胡。

　　像一声轻轻的叹息，贴着水面飘过，几乎寂不可闻了，然而细细的，线一样，又直向心深处钻过去。像细雨落下，凉凉的，心被打得潮湿阴晦。雨一样的琴声大起来，被风吹起，弥漫开来，悲凉笼罩了深秋黑暗的夜。灯光变得昏暗，街市的喧嚣嘈杂背景一样衬着这坚韧的琴声，琴声漫过马路，漫过小贩们的摊点，漫过了汽车的引擎——

　　《二泉映月》。

　　那盏高高挑着的小灯泡，昏暗地照着。一张旧的帆布平整地铺在地上，满满地写着毛笔字。帆布的前面，整齐地排着几份过了塑的报纸，报纸上能看清的，只有几张正拉着二胡的照片。

　　妻子还是去世了，留下我们父女仨，和一堆的债。安葬了她，还没时间哭，要债的人就来了，天天堵着大门。

　　班是不能上了，天天去上班，那几万块钱的债也还不了。只有躲了。

　　是1993年农历七月十二的下午，我记得。我背了两岁的小女儿，出院子没两步，大女儿追出来，大女儿9岁，她两只手扒着院门喊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站着，用手里的二胡朝她挥挥：“你进去吧，听奶奶的话，帮她多做点事，回去吧。”

　　她不肯回去。扒着门站在那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看姐姐哭了，小女儿在背上大声哭起来。我说，不哭，不哭。两个孩子不停地哭。我背着小女儿只好一直站着，大女儿就靠着院子的门，没走过来，也不进去，抽抽泣泣。

　　小女儿在背上哭着哭着，睡了。她才两岁。我转过身，想走，大女儿在后面喊：“爸爸。”我不敢回头，嘴里应了一声，眼泪终于淌下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金锋不知道去哪里，只知道离家越远越好，不要被债主听到风声。

　　他得找事做。他去了一家砖厂，干了三个月，双手的血泡慢慢变成厚厚的老茧。没想到，砖厂亏了，工头跑了。张金锋又跟着一支建筑队走。哪知道工头是个骗子，到半路，就把他们几个扔了，拿了押金跑得无影无踪。

　　张金锋高中毕业后又拿到师范学院的大学文凭，进中学当了音乐教师，现在，工作不要了，背了孩子，可是找不到一个糊口的事做。越走越远，张金锋的心也越冷，带出来的一点钱已经不多了。

　　从山东临沭老家张金锋一路走到连云港。张金锋茫然无措地走在陌生的大街上，无所事事地在街头发呆。听到有人拉二胡，信步走过去。

　　原来是瞎子卖唱。我坐到路边，把二胡从琴盒里拿出来，小女儿在边上跑来跑去，我颠来倒去地摸着二胡，终于还是收了起来。背了孩子起身，还是想找份事做。

　　我在街上、巷子里乱转，哪里找到什么事。我慢慢走着，仿佛痴痴呆呆。有位老人问我，你背着个孩子，拿把二胡，干吗呢？

　　“我想卖唱。”我脱口说道。“拉来听听。”老人说。拿出二胡，在路边坐下。有人围过来。我调调音，拉起来，头垂着，渐渐地要贴到胸口了。从来不曾看过这么多人，孩子在背上有些害怕，呜呜咽咽地哭了。有人喊：“来，大家凑点，大家凑点。”一把零钱递过来，人群散了。我抓了钱，急匆匆地逃掉。

　　有了第一次，胆子大起来。然而还是不敢在闹市区，怕被熟人撞到。只是在城郊接合部，坐下来，一拉二胡，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怕人盯着细看，怕人问话，怕人驱赶。

　　然而毕竟小有收入。可以吃饭，可以找个安身之处。在连云港一个多月了。那天下午，在新浦区，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刚刚摆开摊子，才拉了一曲，感觉一个人站在我面前盯着，抬起头，竟是我的中学物理老师。

　　老师拖了我去附近的面馆。他也是躲债出来，当不了教师，在这里开拖拉机，运沙。

　　面条来了，我捧着碗，眼泪不停地淌，老师也满脸是泪，他讲我：“哭什么，不要哭！也是靠两只手吃饭。”他也哭起来。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两个人淌着泪分了手。

　　连云港还是离家太近了。我往北，搭了车，一口气到了大庆油田。可是北方冷得早，天一冷，街上没了人，做不成生意。我只好又往南走。

　　一路拉二胡，除了吃住，还有些结余，凑足300元，我就往家里寄，寄回去还账。跟债主们我说过，只要我人活着，有口气，不会赖一分钱的账。

　　到辽河油田，孩子发烧，先是让她扛着，可是到夜里三点，她实在熬不住，我抱了去医院。一点结余刚寄了回去，身上只有十几块。跟医院说好话，幸亏有医生下午看过我拉琴，收了孩子。孩子在医院，我到外面街上拉琴，拼了命地拉，从早到晚，手麻了僵了，不敢停下来，怕孩子的医药费不够。

　　孩子的病好了。我再也不敢把所有的钱全寄回去了。背了孩子，我一路到了盘锦。

　　刚出盘锦车站，我就在外面广场上拉琴。正拉着，看到许多人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抱着女儿在那里发呆。

　　我被送到收容站。刚刚结余了700多元，被搜了去。第二天一早，收容站用车子把我们送到稻田，让帮忙割稻。拿了镰刀刚下地，有人追过来喊：“你小孩子哭死了。”

　　急忙赶回去。女儿一直跟着我，找不到，拼了命地哭。看到我就好了。没办法，收容站只得让我背了丫头走。

　　到盘锦车站，我拿了二胡又拉，我得拉点路费上车。2004年的4月，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张金锋来到南京。从“樱驼花园”公交站台往前走10多分钟，靠近紫金山的脚下，散乱着一片低矮简易的平房，张金锋在这里租住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小屋潮湿昏暗，屋顶是斜坡的石棉瓦。屋里只有一张床，二胡、简单的行李，全塞在床下。

　　张金锋把已经13岁的小女儿放在云南昆明上学，他一个人流浪。他已经流浪了11年，已经43岁。因为卖艺的需要，他留着一头长发，长发中许多已经斑白。

　　从9月到10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去他的小屋，坐在摆在门口的那张高低不平的条凳上跟他聊天，听他拉琴，看他写的日记。一次又一次看着他把二胡、音箱、蓄电池绑上自行车到城里找合适的卖艺场地，然后拉《听松》，拉《赛马》，拉《病中吟》，昏暗的灯光下无法看清他的面孔。每一个乐曲，他总是投入地演绎，沉浸其中，即使没有观众。

　　他详细地跟我讲他的经历，他要把这经历融入到一首曲子，他为自己写的一首曲子，他给曲子取了名字，叫《江湖吟》。

　　“我已经有了许多片段、段落，还没有最后完成。”他给我演奏，他说，这个曲子，就是我的经历，是我走过的路。

　　他拖了一把矮矮的椅子，在矮矮的小屋前，靠墙坐着，他调着弦，调着，“咚”的一声，弦断了，他默不作声地换了一根，再调，好了。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院墙的外面拉二胡。已经4岁的女儿在不远处一个人玩。忽然就想家了，想妻子去世前一直住的屋子，想不知道长得多高的大女儿，可是想到的，她的脸，总是扒着院门在哭，梦里也这样。手里拉着琴，心里堆着几年来的辛酸——“城管”的驱逐，小流氓的勒索，收容站的遣送，一样一样，在心里冒出来。可没有人能说，女儿才4岁，她不懂得。每天呆的，都是陌生的街头，看的是陌生的眼睛。我只是个流落街头的，卖唱的。

　　我用力拉琴，我自己听自己琴的声音。我拉了《良宵》，拉《二泉映月》，拉《江河水》，拉《光明行》。“你在哪里学的？”我抬起头，一位老人和善地问我。“先是学校里学了音乐的基础，后来自己看书，边拉边学。”她和我谈音乐，谈二胡演奏家，我说到北京的赵寒阳、汪国潼，成都的蒋才如，南京的张锐、朱昌跃。

　　“还有上海的闵惠芬闵老师……”我说。“嗯嗯。”她打断我，弯腰拉起蹲在我旁边的小女儿，掏出一卷钱，塞到她手中：“要让孩子读书。”她站起身，“沿着这条路上走下去，你的观众会比我们多。”她一转身，走了。

　　我站起来，拎着琴，呆呆地看着她，她慢慢走着，一群行人涌过来，挡着我。她走了。

　　她是不是闵惠芬老师，我不知道。可是，我记得她。我去了外滩。很多人跟我说，那儿人多。天黑下来，我把“三洋”台式录音机放在路边，这是我改装的音箱，接上线，正给二胡伊伊呀呀调音，有人过来，让我上车。

　　我在上海收容遣送站关了20天。他们送我回去。一群人被送上火车，车厢两头都有看守，可还是有人从窗户跳下，跑了。火车开到安徽蚌埠，所有人都下车。我说不行，我家在山东，怎么把我放这里就算了。他们给我写个条子，让火车带我到徐州。

　　站在徐州车站的站台上，天快亮了，小丫头直哭，她饿。我没有办法，身无分文，二胡的琴弦也被收容所的人弄断了，没法卖唱。

　　站台上空空荡荡，有个穿着破棉袄的老人。老人弓着腰，吃力地背着绳子，拖一大捆废纸缓慢地往前走。

　　他走过来。问我。我说了。老人解开棉袄，从怀里拿出一块饼：“孩子一定饿坏了。”饼拿出来，已经长毛。老人又塞进去：“我还有，还有，跟我来。”跟他去了。

　　老人独自一个人生活，捡破烂，因为帮站台打扫卫生，站里的废纸可以给他。他带我去他的住处。

　　老人拿了两个饼，孩子啃起来。他问我：“琴弦要多少钱一根？”“8块。”老人给我10块。

　　背着孩子，坐在卖琴弦的店门口等天亮。我在云龙湖边上一个凉亭坐下来。天冷得厉害，要过年了。我使劲地拉琴。

　　拉了整整两天，数数人们扔在桶里的零钱，有90多块。还了老人的钱，买了一瓶酒、5只熟鸡蛋，给他，让他过年。老人不要鸡蛋，塞给孩子。

　　小丫头把鸡蛋抱得紧紧的，我们上了火车，又回上海。这一次，不去外滩。

　　小丫头已经13岁，张金峰漂到昆明。卖唱的间隙，张金峰教女儿认字。白天看到路牌、店名，让她记着，晚上慢慢教。会认字了，再教她唐诗。有时还能找到小学生用过的课本。张金锋给女儿留下作业，留下够她一天吃的饭，让她呆在临时租住的小屋。女儿不会乱跑，用心做作业。就这样，她学完了小学的课程。

　　张金锋在昆明停留了一年。孩子也喜欢这里，天天去看人家上学。张金锋终于给她找到学校，她可以不用跟他流落街头了。张金锋一个人上路。张金锋今年4月，到了南京。

　　“孩子读初二了，在班上，总能考个第三第四。”“我要让她读大学。”“我供得起。”11年了，离开家乡已经11年。债务差不多还清了，可是债务耽误了大女儿的读书，当年9岁的孩子，已经20岁。她也去了外地，在一家饭店打工。

　　“我对不起她。”大女儿失学，是张金锋最大的懊恼。如果不为女儿，他可能不会这样流浪。

　　在外11年，我已经43岁，还是第一次，在拉琴的时候流泪。城东干道，南京报业大楼的前面有块空地。我在那里拉二胡。天没有全黑。

　　她牵着个小女孩，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她仔细地看着我摆在面前的，写着我的经历的帆布，看完了，她和孩子安安静静地听我拉琴，专心地一直站着。

　　我在拉《二泉映月》。

　　小女孩跑过来，把钱放在我的塑料桶里，又跑过来，又放。我忽然想起女儿，拉琴的手几乎要颤抖，我控制着，努力拉完这长长的曲子。

　　人群慢慢散开，只剩下她和她的孩子。她又从钱包里拿出钱，放在桶里。她说：“你是个活得有尊严的男人。”

　　她走了，小女孩拉着她的手一蹦一跳地跟着。我拉着琴，不能说话。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右手紧紧地握着弓，全身的力气都在这里，我拉着二胡，灯光照不到的脸上，满是眼泪。

　　第二天，我又到这里，南京报业大楼的前面，整整一个晚上，我只拉一个曲子，我只拉《二泉映月》。

　　这么多年来，每一天，在每一个城市，我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路上，小心翼翼地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小心地拉琴。随时准备有人来驱赶了，背了东西赶紧离去。每天面对的，是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我不敢打量，不敢对视，我怕会读到太多，读懂太多。我是惊惶的，我流浪了11年，去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我还是这样的怯生生。我躲在二胡的琴声里，当自己就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汉，是个靠着二胡胡口的江湖艺人。我偷偷地写书，偷偷地作曲，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我也有梦。

　　我有一把别人送的二胡，有一件新衣服，我藏着，从来不拿出来。我跟自己说，这要留着，有一天，如果到舞台上演出，就能派上用场了。

　　张金锋又要走了，要一路往南，去昆明。在南京一呆也已经半年，要走了，心里很有些舍不得。

　　“我觉得亲近。”离走还有段时间，张金锋向结识的南京朋友一个一个告别。然而心里总觉得有些空。

　　他没吃早饭，一早去了新街口，找献血车。他献了二百毫升的血。

　　“在南京，帮我的人太多，我回报不了。想来想去，只有献血。”

　　“医生说我的血好，浓。”张金锋坐在租住的小屋的门前，抬头看看我，暗淡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微笑。午后的阳光被头顶的树叶筛下来，斑斑驳驳地打在他的脸上，黑黑的脸更显憔悴。

　　他站起来送我。忽然一阵风，掀开他的头发，一些白发亮得扎眼。他站着，乱蓬蓬的长发被风向后刮起来，远远看过去，像一只大鸟在飞。本报记者　申赋渔　张培培

　　(编辑　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