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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浩亮
“七夕”这个“中国情人节”的脚步，在中国平静得几乎没有声响，大街上既没有铺天盖地的商家促销广告，也没有西方情人节到来时男男女女手中的玫瑰和巧克力。但在韩国，据韩国发行量最大《朝鲜日报》报道，“七夕”前夕，韩国传统饮食研究所举行了“牵牛织女节”，情侣们把韩式糕饼等传统食品送给对方做“七七情人节”礼物。
中国的传统节日繁多，它们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联想到不久前，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韩国欲将“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事，我愈发痛心地感到：谁来拯救我们的传统文化？
西方很多学者将韩国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就像对待端午节“申遗”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会觉得不解甚至愤怒：儒家文化不是起源于中国吗，孔子孟子不都是炎黄子孙吗？
这些都没错。但不客气地说，现在中国人对孔子的印象，恐怕仅仅局限于历史课本中的一幅肖像，以及语文课本中的几段《论语》节选。而在韩国，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另外，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近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仍有300多座。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人的共同道德，仍是儒家文化所信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文化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东方传统特色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血脉在它的母国断裂，以至于中国的学者必须到韩国才能真正领略儒家文化的遗风流韵。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中也有一些落后腐朽的成分。但难道说，儒家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中最核心的瑰宝，真的经不起现代文明的考验，该随历史流转而逝去吗？
韩国的“汉江奇迹”，向所有人展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结果。从1962年到1980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553美元，韩国从一个历经战乱、满目疮痍的贫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被国际上称做“汉江奇迹”。韩国人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们把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与从欧美学习来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方面：一是知识水平，一是伦理道德水平。
孔子被奉为教育的先师，尊师重教是儒家思想内容之一，儒家强调的是一个以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韩国一直是世界上教育投入占政府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的国策。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口中大学文化比例就占到了30%以上，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尊重知识和教育，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对于韩国的严格伦理道德，通过大量的韩国电视剧，中国观众已不再陌生。由于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价值。事实证明，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民众发起献金运动，纷纷将家里的黄金捐给国家，结果韩国最早度过危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治国，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本价值，是民族精神的宝贵遗产。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