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历史悠久，人民勤劳，从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子孙繁衍，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安吉就有了人类活动。目前，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3处，其中不乏在华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溪龙乡溪龙村上马坎遗址。在中更新册地层和晚更新册地层中均有石核、石球、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工具出土，迄今已发掘出土，或采集到石制品200多件，这些石制品的工艺较原始，打制技术基本上都用锤击法，加工十分粗糙，器形不规则，刃缘曲折，多数具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特点。在文化上应归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或人们常称的砾石工业或砾石石器文化。从已揭露的地层资料显示，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绵延不断，即表土下第一层为褐色粘土层，距今约1.2万-4万年；第二层为稀网纹红土层距今约4万-12.6万年，第三层为网纹红土层，距今约12.6万-78万年，每一地质地层均有石制品出土也即从旧石器早期某一阶段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表明古人类在西苕溪流域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活动频繁，历史悠远。

　　安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周边省份连成一片，使我国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踪迹向东延扩了一个经度，扩大了中国南方旧石器主工业的分布范围，为研究其发展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且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从而使得在整个华夏大地实现了所有省份(包括台湾省)均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把人类在浙江境内的活动史至少提前到了距今10多万年以前，甚至更远。

　　目前，浙江省文物局正式对新闻界发布，命名溪龙上马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浙江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及整个苕溪流域，其中安乐一地可视为目前已知安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中心。

　　安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背靠营盘山，面邻西苕溪的岗地上。这里水源充足，却能避免洪水冲击。遗址区紧连低山丘陵，便于狩猎，但又不受高山猛兽的侵扰，十分适宜古人居住生活。通过对该遗址的科学发掘，初步了解到，遗址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包含了太湖流域良诸文化(距今5100-4200年)、崧泽文化(距今5900-51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7100-5900年)三个考古学文化。

　　上层为良渚文化，但已遭严重扰乱，仅发现有少量良渚文化残件。

　　中层为崧泽文化公共基地，累计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这些遗物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制生产工具为次，部分墓葬出土有玉质佩饰，另外还发现了半地穴式建筑遗迹和环绕遗地的围护水沟。

　　崧泽文化墓地出土的遗物与上海青浦崧泽假山墩崧泽文化地层和安徽薛家岗遗址二期出土的同类器物存有较普遍的共性，但又有明显的安吉地方个性。两地间的传承关系清晰。这一现象表明，安吉在远古时代就是南来北往的文化通道。

　　下层为马家浜文化，发现建筑柱洞多处。在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红衣陶片，还出土了开口于生土面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骨架保存较好。

　　安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周时期，安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安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移至今龙山笔架山之间的古城地区。

　　古城地处天目山北麓与江苏茅山余脉交接部的丘陵地带。这一带东邻西苕溪，西界沙河，其间有万顷平川。春秋战国至秦汉六朝的古城遗址就座落在平川之上。遗址区山水环抱，如以九龙山为起点，依次有白石山、石角山、李王山、金钟山、苕溪、点灯山、海架山、旗子山、笔架山、南湖、上马山、牛头山、沙河等，滨太湖、扼冲要，山环水抱，形似一处环状的半封闭式的天然屏障。《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易·坎卦彖辞》“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郭，则以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垣也。”可见，上述天然屏障确如城郭一般。古城就处在背靠九龙山，面向笔架山之间的广川之上。古城区范围内分布有城址、高台遗址、熟土堆筑的土坛等各类文化遗存，即使农田区也分布有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城遗址位于古城区的西南部，遗址东北角城墙外600米处，有一处与古城遗址早期堆积同时期的高台遗址，当地人习称丞相基，该遗址呈方形，环高台四周有人工挖掘的壕沟。遗址东城墙外约1公里处有一座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坛，现存坛高1.2米，经清理坛面分布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偌大的一座土坛，仅在东侧和南侧各有一座春秋小墓打破土坛。根据这些情况分析，疑为祭坛遗迹。

　　古城遗址平面略呈方形，土筑城墙，城壕围护。通过科学试掘，初步弄清了城址的始建年代和建筑规格。遗址区文化堆积丰厚，上至春秋战国，下达秦汉六朝，包含遗物丰富，尤其是出土了一批制作精美的建筑构件，是迄今为止已了解到的太湖南岸及浙江地区同时期城址考古中规格最高的城址。

　　古城遗址周围密布着与遗址早期堆积同时期的土墩墓和石宝土墩墓遗存，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且排列有序为太湖流域所罕见。其中有几座大墓建于山巅，并有人工堆筑的高大的墓上封土，土墩的四周挖掘有用来护墓的壕沟——隍壕，四边整齐转角规整，大墓下，隍壕内的坡地上分布有西圈成对排列的小土墩，墓葬外围有隍壕设施普遍见于陕西凤翔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中，浙江地区也在绍兴发现并发掘了有隍壕设施的印山越王陵。据此推断，有隍壕设施的墓葬规格应为王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对古城遗址周围的数十座土墩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商周青铜器和大量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原始瓷等典型的吴越文化代表器。

　　1976年，在古城遗址东南部的三官周家湾商墓出土的青铜鼎、觚、爵等礼品，为江南地区早先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品之一，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这组青铜礼器地方特征明显，且青铜觚的圈足内壁铸有“日、囚、弓”形均成的图案，是族氏徽文，抑或圈腾崇拜有待考证，这一切均表明了墓主人系与中原商王朝并行共存的方国贵族。

　　1998年，对古城遗址东北部的吴家山春秋大墓进行了发掘。墓内遗物早年遭盗，仅出土了一些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该墓系熟土堆筑的土坑墓，墓坑东端没有墓道，平面略呈“甲”字形，显然是模仿中原王侯的一种葬制。从棺椁漆皮和板质痕迹推测，墓葬规模宏大，制作精湛，其墓葬结构如《越绝书》记王陵构筑所云“凿池积土，文木为椁，题凑为中”，依照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筑墓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世风之下，方国贵族不完全受周礼的约束，这种僭越现象在东周列国的墓葬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一般臣僚是绝不可能越轨而非礼的，只有王侯自命之尊的显贵才敢违制。

　　2002年4月，在紧挨吴家山春秋大墓的西侧又出土了一座战国大墓。位基随葬玉器之半，为浙江地区同时期墓葬之最。该墓系平地堆土挖坑之熟土土坑墓。清理出土越式原始瓷及硬陶器近40件，玉佩饰达80余件，有璧、瑗、璜、管、龙形佩饰等，还出土了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战国墓中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为太湖地区所罕见。该玉璧也是我县唯一一件墓葬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

　　安吉境内的吴越文化遗存，特别是墓葬方面所显示出的等级现象十分清晰，最高等级的墓葬均依某一独立的山体为基础构成，虽然，目前对它们的构筑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但主墓周围附有两圈成对排列的陪葬坑和隍壕防御设施，足以显示出王陵气派，次等级的墓葬均为平地堆土隆筑或挖筑墓坑。从已发掘出土的情况看，这些墓葬构筑都十分讲究，陪葬品极其丰富，尤其是前述出土大量玉佩饰之墓，足可称其为玉敛葬，这在太湖南岸的浙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另有个别墓葬出土原始瓷或硬陶钅翟和甬钟，它们虽不是实用乐器而为明器，但表明了当时礼乐制度对这里的影响；次等级的墓葬规模明显小于前二类，随葬品也仅见一般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数量相对较少，葬具则棺而不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