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文：我与贪官李纪周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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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炳信

　　李纪周1964年入读人大

　　李纪周皮肤特白温文尔雅

　　李纪周划船技术相当高超

　　李纪周夫妻都是高干子女

　　李纪周太太的母亲“文革”中自缢身亡

　　人物：周彦文《广州文艺》执行主编

　　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时间：2004年9月21日地点：广州市帽峰山凤凰庐1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总觉得这句老话有点别扭。如果把量词“十”和“百”倒换一下，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还似乎接近真实。

　　十年是一代。应该是准确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有差异和不同的痕迹，两代人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在价值观、行为趋向、兴趣爱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和隔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这一年是牛年，往上数半打，往下数半打，正好包括了中国的12个属相。1943年到1954年，恰好一代人，其中有一半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还有一半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因为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们被赋予了两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一被称作红卫兵大学生，二被称作老三届。

　　学者张永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青年阶段就跨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的代特征涂抹上了色彩，都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抱着极不相同的两种以上的态度。复杂的经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充满了矛盾。在行为方式上，他们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原则性，早晨他们可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中午，他们会像第二代人那样谨小慎微，而到晚上，他们也许会像第一代人那样，堕入对传统的留恋。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为多重思维方式冲突的妥协性，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出于现代观念；对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最遵循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又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他们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他们善于在矛盾中妥协，在妥协中保持平衡。

　　周彦文是那代人中的一个。他1944年出生，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从事秘书、编辑、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出版社副总编、书商，从北到南，一路狂奔，一路高歌，一颗沧桑的脑袋下有一颗永不寂寞的心。他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两年半读书，三年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他和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是大学同届同学，和李纪周的太太是同班同学。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中一场近乎浩劫的“右派”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理科、工科、农科，而很少选择文科、史科、哲科。命运似乎专和有准备的人开玩笑，一场文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冲荡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文科生。

　　和周彦文交谈，谈起这段往事，我相信不是夸耀，也不是吹牛，更不是趋炎附势；但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雪中送炭；只是一种过程，一种存在，一种事实和一种大浪淘沙后的静思和回望。

　　他划船的高超技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田炳信：你和李纪周怎么认识的？

　　周彦文：准确地说，我和李纪周的太太程辛联是大学同班同学，李纪周和我是同届同学。1966年，几乎是一夜之间，学校冒出了满地的红卫兵组织，有的学生一个人就宣布成立一个组织，自封司令———光杆儿司令。就跟现在多如牛毛的公司一样。全校的学生一下狂热起来，像一群发现了火焰的飞蛾。年轻的生命犹如优质的劈柴，总希望在燃烧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也像山村里一群没见过世面却精力充沛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团体性疯狂。

　　那时，能参加红卫兵的，首先是高干子女。就跟改革初期，在双轨制时，能卖个批文、拿个批条的，也是有点背景的人干的事。我那时真羡慕程辛联，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程辛联作为我校为数很少的代表之一，受到接见，荣幸地握了一下毛泽东那巨大的手。那也许是程辛联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最为风光。她从天安门回校，我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全班专门召集会议，听她传达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时称“最高指示”，并列队挨个儿和她握手。同学们的目光羡慕地盯着她那双手。

　　“他们把地球转动起来，自己却摔倒了。”这就是那些老红卫兵命运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父母很快被一个个地打倒。程辛联的父亲也被打倒，更惨的是她母亲自缢身亡。从此，高干子女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我第一次知道李纪周是在1968年，我碰到了程辛联，她身后跟着一位拐腿的男同学。他叫李纪周，和我们同年级，在计划统计系读书。一年前的夏天，我们五个人在北海玩时，就是他划的船。他划船的高超技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的皮肤特别白　满脸温和与安详

　　还有一次，是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期间，那是在公安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的一次“扫黄打非”会议的下午，早已担任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李纪周，从容自若地坐在了我的对面。他依然像在大学时那样年轻英俊。尤其是他的皮肤特别白，容易让姑娘产生错觉，以为这样的男人就一定是干净的。李纪周满脸的温和与安详，是那么温文尔雅，儒气十足。你看不出他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有这样的民谚：“从前土匪在西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坐在李纪周对面，你立即就会感到，这样的说法纯属诬蔑。李纪周非常随意地告诉我，他很喜欢文化。他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到一地，就注意考察那里的文化。这话一下说到我的心坎儿上。因为我一向认为，警察既是国家暴力的象征，也应该是国家文明的象征。只有这样的警察才能和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匹配。李纪周侃侃而谈，向我描绘出一幅中国未来民主、法制、文明、理性的天堂胜景。可以说，这次谈话，李纪周没动一刀一枪，就使我彻底缴械投降。我内心潜藏的那种对高干子弟的隔膜和成见顷刻间烟消冰释，仿佛过去发生的一切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本来就是老同学老朋友嘛。当晚的中央台《新闻联播》中报道了这次会议。居然给了我一个半特写镜头。也许是因为整个会场上只有我一个人穿着红色的上衣，摄像记者为给画面增加亮色；也许是李纪周在审查毛片时有意为之。

　　几年前，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打来的，他说：“李纪周被抓起来了，程辛联也被抓起来了……厦门远华集团走私大案……贪污受贿。”我一下惊呆了。那刻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李纪周、程辛联跑得太快了……他们也许被臆想中的天堂吸引，却迅速坠入地狱。

　　这就是一个暴发户在自我感觉上暴发

　　田炳信：你怎么看这件事？

　　周彦文：以前还吃惊，现在听多了，见多了，有点麻木。中国有句老话：“当一个人得势时，对其竭尽阿谀溢美之辞；失势时，则恶语相加，落井下石。”做得好些的，是从此对其闭口不谈，而先前却总是将这种同学的名字挂在唇边。

　　我与辛联、纪周从人大毕业已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但时间无法抹去记忆深深的烙印。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人们能够劝自己即将当官的同学说：“你不一定当官，也许去做学问、搞技术或经商，更适合些。”到那时，一个为官廉洁的社会才算形成了，人们再不用经常担心这个或那个同学变成贪官了。

　　田炳信：一个人走到这份上，是偶然还必然？

　　周彦文：人们往往对成功用主观原因来解释，对失败用社会原因来解释。涉及到李纪周，他成为罪犯，从大的时代来考虑，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都有。

　　田炳信：主观有什么？

　　周彦文：主观就是人格的缺陷，性格的缺陷。平时胆小如鼠，谨小慎微，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一旦有一种机遇，干起来就会“过”，把握不住方寸。

　　田炳信：你觉得他这种人格缺陷是怎么形成的呢？

　　周彦文：不要说像李纪周这样的高干子弟，就是像我这种从穷苦的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名校的，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当时一百名同龄人中只能一个人到大学里念书，百里挑一。这就是一个暴发户。不是经济上或者政治上，这是情感上的，自我感觉的一种暴发户。我都是这样了，像李纪周、成克杰更是如此。

　　田炳信：他们不但有大学校徽的光环，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所谓红色贵族。这两种感觉加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

　　周彦文：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这样。在我入学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出席过一次全校的开学典礼。他报告中有一句话：“你们在这里学习三五年，毕业后弄个县委书记干干。”此话，也许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人大是“第二中央党校”的缘由。此话也成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材料。其实，刘少奇不过是想让同学们去做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并非让同学们去当贪官。

　　我和李纪周太太一个班文工团武术队都在一起

　　田炳信：李纪周和你也是同校、同届？

　　周彦文：同校，同届，他在计划统计系，我是财政金融专业。我和程辛联一个班，而且武术队是在一起，学校文工团跳舞也是在一起，文工团、武术队接触得比较多。

　　田炳信：你们出生年份是哪一年？周彦文：大部分是1944年、1945年、1946年……田炳信：你什么时候入学？周彦文：我是1964年入学的。

　　田炳信：红卫兵大学生，就是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有一半时间正规教育，一半时间参加“文化大革命”？

　　周彦文：对，就是这样。所以在大学里头讲“两兵”，一个叫红卫兵大学生，像我们这种就是红卫兵大学生；还有一种就是后来的工农兵推荐的学员，叫工农兵大学生。这“两兵”在大学里头要是做学问的话，根基都不厚。

　　残缺的学历残缺的教育形成直觉式“文革”思维

　　田炳信：这样一种残缺的学历和残缺的教育，对这一代人走向社会，从政、从商、从文，会构成一种什么缺陷？

　　周彦文：这种缺陷是因为他没有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对事物的判断，往往缺乏一种科学态度。当面对一件事情，他本来应该做细致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不做，因为他不会做，他就用一种直觉的判断，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思维。

　　田炳信：你们在求学期间碰到“文化大革命”，毕业以后经历了当年所谓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然后又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跟着就是市场经济。而每一场突变，这一茬人在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在1983年，开始选这种知识型的干部，这样就把一些有着两年半到三年甚至一年学历背景的，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这当中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手，把当年高中生升入大学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放大了无数倍，然后放松对自己的控制，就造成了他们个人人生的一种悲剧。

　　周彦文：对，把成功往往归于自己的原因，失败归于社会的原因，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一个习惯。

　　这代人经历了两场革命文化大革命经济大革命

　　田炳信：像你们那一代当年的精英，论岁数，现在应该是60到65岁之间了，换句话说，在政治舞台、经济舞台和各种工作岗位上，已经到了退休和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年龄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一场经济大革命。这两场革命过后，你觉得社会对这代人的影响、冲击、伤害和恩赐，你比如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不是指你个人，是分析这一代人。

　　周彦文：最大的遗憾是，我认为我们许多人在这种社会中，缺乏一种自主独立的意志，缺乏远见，像草一样被大风吹过来吹过去，成为牺牲品。

　　田炳信：大风吹来的时候，有的人做了闹剧演员，有的人做了悲剧演员，有的人成了喜剧演员。

　　周彦文：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

　　田炳信：这里头有很多东西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它在冥冥当中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周彦文：作为个人来讲，缺乏自觉性，没有定力。

　　我想当时年龄大的一些人，特别是经历过党的斗争比如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应该明白这个事情。但这些政治话题谁也不敢说，所以靠你自己去感觉，去悟。能悟出来的人了不起。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参与，在家里学一门外语，或者学一门知识，到历史机遇到来的时候，比如改革开放，他的知识文化就派上用场了。实际上马克思也说过，人不一定每一步跟着历史前进，他有时候可以脱开，然后迂回到前面去，这样才更好。

　　田炳信：没有一种超前的意识。

　　这个根子是什么？是我们平常说的放松了严格要求，不按照党章、国法去办？还是社会环境随着它的物质提升以后，对人的诱惑太多太大，频率太高？还是当年的优越感一旦浮在权力这条船上以后，人欲就像离弦之箭，射得飞快，难以驾驭，难以控制？

　　三种社会形态聚于一个时空中国社会现状复杂前所未有

　　周彦文：社会机制失衡，过头了，让很多人产生盲目性，产生很多罪恶。李纪周和我的交往过程中，有很可爱的一面，看上去很美，给人的感觉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手上有这么大的权力以后，他成为贪污犯，这就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制度建设问题。这符合恩格斯说的话：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是尽善尽美的。

　　像我们国家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三个社会形态。第一个，传统的东方的高度集权的社会。第二个，中国历史上几次要发展而没有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还有第三个，西方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这几种东西并存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以它是一个思潮激荡、纷繁复杂、错综交叉、众声喧哗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很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说，中国比现在世界上别的国家都复杂，中国社会制度的管理也就难在这个地方。它把历史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未来的东西，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个时态都放在目前这个空间中，所以复杂性前所未有。

　　这种复杂形态，为杰出人才提供了创造精彩的天地。关键是我们自己太小，面对这么一个复杂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有时候把自己都丢了。

　　机遇太多诱惑太多陷阱太多人往往看到机遇看不到陷阱

　　周彦文：很盲目，因为确实机遇太多了，诱惑太多了，陷阱也太多了，往往有些人看到机遇没看到陷阱。

　　像李纪周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公安部的副部长啊，十三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一个警察头子，了不得啊！他要给国家干好事，给人民干好事，说一句话就可以干；但是要干坏事也不得了，惊天动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周彦文有点桀骜不驯，有点我行我素，对上一代人的认识，已经失效；对同代人的认识，有点陌生；对下一代人的认识，有点偏颇。这一切，不影响他的思考和写作。我与他的交谈结束时，广州上空秋雷滚滚，一声比一声炸得响，摔得脆。我细细听去，那不是一颗、百颗、千颗，那是数不清的秋雷像浩浩荡荡的队伍踏破天幕，又像是庞大的机群超低空飞行，更像是数万辆坦克喷吐着炮火碾碎冰天雪地的硬土。

　　秋雨在秋雷的震荡中，脱去了羞涩，脱去了暑气，脱去了深沉，像饥饿的婴儿叨住了奶头，像海浪遇到了黑礁石，铺天盖地，一泻万里。

　　天凉好个秋，北边太阳南边雨。一哭一笑，天空也有两幅面孔。

　　作者田炳信

　　田炳信，河北省人，1956年出生，现任《法制日报》社长特别助理，博士。1982年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即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现兼任广东省国际关系促进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已出版《现代热点采访录》、《神秘的内蒙古》、《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变色》、《美国为什么妖魔化中国》、《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等著作。（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