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老床板” 还想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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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服刑人员的心路历程阅/读/提/示

　　近日，记者在沈阳第一监狱采访时无意中听到，该监狱一名叫谢宝忠的服刑人员好不容易保外就医出了监狱，却突然中途放弃了这难能可贵的自由，重又回到监狱里，心甘情愿过起了服刑改造生活。奇怪的是，正是这个谢宝忠，曾经为了保外就医，居然没病装病，在监狱老残队的病床上一躺就是4年，直躺得骨瘦如柴，两条腿连弯都不能打了。一个服刑人员

前后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举动？面对记者，谢宝忠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啊，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坏人

　　我的故事，只能从头说起。

　　我于1970年5月出生在沈阳市沈河区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里。因为父母生我的时候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所以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就给了我绝非一般的溺爱。那种爱怎么说呢，就是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切全凭你高兴的那种吧。说实话，父母的这种溺爱，是我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经常把自己喜欢的玩具偷回家。刚开始，父母也曾又哄又吓地教育过我。但他们拗不过我的任性和哭闹，最后往往都是一声叹息：“算了吧，等长大了，懂事就好了。”结果，渐渐的我就把占有别人的财物视为了天经地义。

　　从上小学4年级开始，我就对偷盗成了瘾，经常伙同几个和我一样不爱上学的小孩，专门去中街一带的小摊床上偷些小商品。因为还是小孩，一般被逮着的时候，挨几个嘴巴子，被踹几脚也就完事了。可等我再大一点，为了卖钱，开始到工厂去偷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经常被送到派出所，或者干脆就被圈在工厂的保卫科里，给打得鼻青脸肿、一瘸一拐。有一次半夜去一家工厂偷铜，因为拆坏了人家的设备，那几个工人气得一边擦眼泪一边打我，他们下手越来越重，直打得我最后连坐都坐不住了。过后他们把我扔在工厂大门口的道沟里，要不是事先等在外面的人把我背走，我那次可能就没命了。

　　我加一起也就是上了四五天的中学，就被人家给撵回来了。那时候，我父母根本就管不了我了，他们稍微说点什么，我就干脆不回家，他们也就索性不管我了。

　　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又无师自通地开始了掏包。这样到了198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被公安局送到教养院给劳动教养了一年。也就是从这一次教养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差不多再也没有离开过监狱。我第一次解教出来刚三天，又去掏包时就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又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三年。1989年我解教出来没出半年，因为盗窃第三次被抓，被送到海城少管所改造了一年零六个月。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就这样在不断的作案、挨揍、拘留、教养和改造中过去了。1991年从少管所放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年满20周岁的青年人了。但万分可惜的是，连续这么多年的教养和改造，非但没有把我改造成一个“新人”，反而让我结交了一些日后可以结伙作案的狐朋狗友。从1992年开始，我和在教养和改造期间认识的赵某某、刘某某、阎某某一起，在沈阳市内的大东、沈河、东陵等几个区，采取踹门入室的方式，开始了我此生中最后一段疯狂的盗窃、抢劫作案。在1992年3月到4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伙就连续作案近20起，直到1992年4月30日被巡逻的警察抓获为止。

　　那天，我和同案犯阎某某在大东区东顺城街一户居民家作案，刚刚翻到250元钱和30元的国库券，这家的男主人忽然回来了。见此情景，我和阎某某立即扑了上去，将其逼近自家的壁橱内，然后用写字台和床堵住门逃了出来。结果，我们刚跑到大街上，被巡逻的警察撞了个正着，就在我冲过马路的时候，一台面包车撞了我一下，警察趁机把我摁在马路上。

　　1992年6月，我被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随即被羁押到了当时的辽宁省沈阳第三监狱服刑改造。为保外就医，我练成了“老床板”

　　虽然这次真正入监以前，我感觉自己几乎一直就不曾离开过劳教所和拘留所，但当我背着15年的刑期进了监狱后，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近乎死亡似的绝望和害怕。因为在这之前，我通过影视剧和一些所谓朋友的介绍，始终以为，在监狱里被警察打死，被同犯随随便便地欺负或者整死，那都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同时，我还听说过不少关于那些老人儿（指老流氓、老地癞子），在监所里采取吞剪刀、喝火碱自残等办法办成保外就医，逃避监管改造的事。所以，我从刚一进监狱那天起，就抱定了以死相争、不保外就医决不罢休的决心。

　　我这人生命力出奇的强。当初我拒捕逃跑时被面包车撞的那一下，把我的肾给撞坏了，但在公安局的治疗下，当时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等我被送到监狱的时候只不过多少有点后遗症而已。但就是凭着这点后遗症，我从进监狱的那一刻起，就不肯自己走路，没人扶着就不下床。就这样，我在监狱里真正练成了“老床板”，在老残队里一挺就是4年多，一连挺走了3任主管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至于挺走了多少位主管科长和干事，那我就说不清了。

　　这次进监狱不久，我父亲就因为过度悲伤和失望而去世了。我母亲本来就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这回一下子又衰老了许多。但即使是这样，母亲每次来看我的时候，我依然坚持让人背着、抬着才去见她。不仅如此，每次当她哭着劝我要好好改造、要听政府的话的时候，我非但不能体谅她的母爱之情，反而从心里烦她的絮叨。有时候看她实在是太心疼我了，我也想告诉她我其实没什么事，但又怕她知道了真实情况以后透露给政府，所以就狠心地看着她来一次哭一次。等到后来，因为不愿意看到她悲哀上火的样子，我干脆就不去见她了。有两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害得母亲含泪而来，流泪而去。一躺4年，躺成骨瘦如柴

　　因为监狱的老残队本身就和犯人医院在一起，看病治病都很方便，我的病情人家其实早就十分清楚。没用多长时间，监狱就发现我不正常用药、不配合治疗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逃避改造和保外就医了。从1992年的下半年起，从直接管我的分监区长到监狱狱政科、教育科的科长、干事到主管副监狱长、监狱长，开始轮番做我的教育转化工作。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人生摆前途，真是把所有的道理都说透了，把所有的好话全说尽了。

　　有几次，我真的差一点就要下床，去和别的犯人一起投入正常的服刑改造了，但每次到最后，我的一定要坚持到保外就医的侥幸心理还是最终占了上风。也就是说每一次感动之后，我都依然坚持不下床，吃饭在床上，小便在床上，大便要有人扶着我。一旦没人管我了，我就两眼一闭，弄得粪便到处都是，满屋恶臭。可话又说回来了，监狱毕竟是监狱呵，对我的这种臭无赖似的反改造行为，我心里明镜似的，无论是警察和犯人，大家早就从心里往外地烦透了。

　　那时候监狱狱政处有个李干事，他不惯我的病。有一次，他陪监狱长跟我谈话一直谈到半夜，等监狱长走了，见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进盐酱，被气得脸色煞白的李干事有点发火了：“谢宝忠，我今天宁可犯错误也得教育你一次了。”说完，李干事现借了一副手套，大半夜里亲自把我扔进了独居号。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丝毫的悔改心理。为了尽快争取到保外就医的机会，在独居号里，我除了绝食外，还把整个独居号都给整得漫天臊臭，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害得独居号里的那些杂役天天都得捏着鼻子给我灌流食。最后，直气得李干事拍着自己的脑门说：“谢宝忠啊谢宝忠，你说你还是个人吗？你这样对得起谁呀？”

　　到了1994年，由于常年卧床不起，我整个人早就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了。渐渐的，我的两条腿也只剩正常人的胳膊那么细了，连弯都打不了。到了这时候，就是想起床下地，我也真起不来下不去了。此时，别说保外就医了，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我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要不是后来监狱搞了“结对子”工程，要不是李院长和我结成了对子教育我，说实话，我谢宝忠可能早就躺废了，甚至连命都没了！

　　讲完自己误入歧途和抗拒改造的经历后，坐在记者面前的谢宝忠眼里突然一亮。接下来，他十分诚恳地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理转变历程。从他的叙述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我国政府在监管工作中所实行的人性化管理，始终是服刑人员走向新生的重要推力。我的自由在监狱里

　　1989年年末，我当时所在的第三监狱，在全监狱搞起了干警与犯人一帮一式的“结对子”工程。就是在这时候，监狱医院的李院长主动和我结成了帮教对子。李院长叫李善飞，当时43多岁，是一级警督和主任医师。李院长很会做犯人的工作，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只问了我一句：“知道我和你结对子的事了吧？”然后便给我检查身体，检查完了，他又说了一句：“你现在还没有什么大病，但要继续这么躺下去，恐怕你的身体真的要毁了。”随后，李院长喊来了一名犯人大夫，一面不顾我身上床上的肮脏，亲自为我按摩示范，一面告诉那个犯人大夫：“谢宝忠今后就交给你了，除了监督他按时吃药外，就像我这样，你今后负责每天给他按摩两次。”临走时，他又让犯人大组长给我专门安排了一名护理犯人，嘱咐他们一定要改变我的个人卫生状况。当时我还不知道李院长是真心诚意地对我好，全把这当成了一般警察教育改造犯人所惯用的老一套。但不长时间以后，我的看法就改变了。经过几次谈话以后，我发现李院长“把犯人当人看”并不只是理论上的，而是发自内心。他和我谈改造，并不是只谈“靠近政府”、“早日成为新人”，他还和我一起计算刑期，算计该怎样挣分，怎样减刑。他和我谈人生也并不是只谈将来做什么，还谈我母亲的不容易……慢慢的，我的心在有意无意之中一天天开始变暖。也就在这时，一件让我终生感动，更让我一生愧疚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李院长和我结对子两个月以后的一天夜里，因为我出现了一些思想波动，李院长特意抽出时间来和我谈话。谈着谈着，他的手机忽然响了，李院长只说了一句话，眼圈就红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得知，李院长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了。李院长本来是个大孝子，可那天就因为和我谈话没能和老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当李院长回来上班，我向他表示愧疚时，他却抓住机会教育我：“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在世时，我还能抽出时间去看她、陪她；可是你呢，好好想一想，你对不起老人哪！你老母亲也70多岁了，你能不能先早一天站起来，直直溜溜地去和母亲见一次？然后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也好孝敬一下老人啊！”听了李院长的这番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再以后的情况就不用细说了。我用了半年时间，从双手拄着小板凳到蜷着双腿架着双拐，硬是可以下地走路，并能参加正常的劳动改造了！我的转变很快就有了回报。从2000年2月起，我先后6次被评为文明改造标兵和劳改积极分子，并于2001年2月被依法减刑1年。

　　去年10月，可能是在劳动中过于卖力了，我的肾又出现了问题，因为不想再给监狱和李院长添麻烦，我申请了保外就医，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可是，随着病情的好转和稳定，我却越来越在家里呆不住了。说起其中的原因，一个是我还是服刑人员，老在家里呆着，就一分也得不到。我保外就医之前已经攒了100多分了，回到监狱里再挣个二三百分，今年春节前后我就可以刑满了。还有一点，那就是我太想李院长了，我在家的时候老想给他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他特别忙，不好意思打。为了在我所剩不多的刑期里能和李院长再多呆几天，也为了好好改造，争取多挣点减刑的分，我在保外就医的中途就返回了监狱。我知道，在真正刑满释放之前，我的自由还在监狱里……时代商报记者　樊钧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