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让道义不再苍白(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5日05:00 山西晚报

　　因遭受侵华日军遗弃的毒气、炮弹所害，留下后遗症的痛苦已伴随中国的受害者几十年，然而日本虽然向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但是对受害者却一直置之不理。于是中国的受害者们纷纷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

　　中国化学武器受害者呼唤公正判决

　　1950年8月，两个毒剂罐在原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舍露出地面。毒剂罐被挖出时，负责学校教务工作的周乃荣在场。据他回忆，当时受害者疼痛难忍的情景简直没法形容。崔英勋受伤的部位流着黄水，皮肤严重溃烂，有的地方露出血管，还在跳动。现场，一个人误把毒剂当作食油喝下。他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一边喘一边喊，说心里烧得厉害。临死时，他的嘴和舌头布满了大水疱。

　　哈尔滨市68岁的孙景霞老人回首往事泣不成声：“1974年我丈夫肖庆武和工友从江里捞上来一枚毒气弹，弹里的液体流在他脚上，从此他的脚开始溃烂，行走困难。先是拄拐，后来坐轮椅，最后轮椅也不能坐了，因为他的双脚几乎烂没了。我整整伺候了17年，他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说：‘老孙，我对不起你！可是不怨我呀！这都是日本给我们造成的呀！’”

　　据中国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已知的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炮弹约有200万枚，即使按日方的统计也有70万枚左右。目前仍有部分被日本军队秘密埋藏和丢弃的化学武器尚未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城镇开发建设进程的加快，遭遇毒弹而引起中毒伤人的事件将可能随时发生。而那些已被发现的毒弹，因没有有效的处置手段，仍存在巨大隐患。

　　“无论得到日本政府怎样多的赔偿，被夺去的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我本应对社会对家庭做贡献的时期，都已一去不复返！这是什么都无法补偿的！请求法庭充分考虑我的受害情况及心情，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是受害者李国强发自肺腑的控诉。

　　不久前，已领到了善后款的“8·4”受害者，也表示要起诉日本政府。

　　面对着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人们，曾代理崔英勋、肖庆武等化武诉讼案的中国律师苏向祥又与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尾山宏、渡边春巳联系，准备为他们讨回公道。在近8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苏向祥个人为调查支付了30多万元，总共取得了1000余份证据，其中提交法庭103份，被全部认定。

　　维权之路有多远

　　“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及其家属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对日诉讼迫在眉睫。有关人士说，这一事件一旦走上跨国诉讼的路，同样会面临以往对日诉讼曾遇到的难题，维权之路不会平坦。

　　从1929年到1945年间，数千名日本工人在日本大久野岛上参与生产化学毒剂，其中一部分受到了毒剂的伤害。战后，日本政府向幸存的工人公开道歉，并为他们提供了免费治疗，幸存者每人每月有5万日元至14万日元不等的补贴。可是，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受害者却一直置之不理。面对日本政府这种区别对待和不负责任的态度，黑龙江省18名受害人愤然擎起了法律之剑。

　　根据国际法律规定，我国法院不能受理对日本政府的起诉，这意味着中国受害者只能通过跨国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日本法庭上中国律师只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受害人于1996年12月和1997年10月分两批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因为这是首起因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导致的中国公民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案，案件审理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中国政府也把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与从军慰安妇和中国强制劳工问题，列在一起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表示“从保护人民的正当利益立场上出发，要求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认真对应与妥善的处理”。

　　据记者了解，中国战争被害人的诉讼最早是1995年6月的花冈中国劳工诉讼。到今年10月，中国战争赔偿诉讼还没有一例提到最高法院，大部分还在一审的地方法院进行，部分提到了二审的高等法院。

　　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于宁认为，对日诉讼案件一般从历史事实、政府责任、赔偿要求三个方面来认定，要经过日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按以往经验，在地方法院的审理很难取得全面胜诉，即便取得了全面胜诉，也要通过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审理，需要十几年时间。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战争受害者人权意识的关注，对日索赔诉讼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了解。通过这些案件，人们熟悉了王选、康健、苏向祥等维权斗士的名字。

　　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在日本，有个由300名律师组成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他们是专门为中国受害者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从1995年成立以来，他们代理了大部分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从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到化学武器案等，累计近30件。他们免费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承担了受害人到日本出庭作证的所有费用。8年时间，这个律师团已为此支付了850多万元。

　　苏向祥律师回忆8年来与日本律师团的接触，感触最深的是日方律师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几乎天天都在‘撞南墙’，但他们绝不回头。”采访中，负责代理劳工案的日本律师高桥融认为：“我们不能认为官司打败了就是全部失败。无论成功、失败，事实上我们一直是向前进的。刘连仁的案子我们认为只是一个初步的胜诉，2000万元是针对精神上说的。对判决来说，日方只承认了战后的责任，对战前的责任并没有承认，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胜诉不是全面的。”

　　谈到诉讼的进程，72岁的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给记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方说，我们把诉讼看成一个海平面，从海面上升起、露在外面的、看得见的山就是我们的胜诉，那海面下还有我们看不见的部分，这部分是需要不停的积累，在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升到海面上来。”

　　原告13人的化学武器诉讼在今年9月29日已然获得了胜利，其他的诉讼结果就都会令人乐观吗？这条漫漫的诉讼之路究竟还有多远？世人的良知何时能够得到慰藉？我们不得而知。

　　据新华社(来源：山西晚报网络编辑：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