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回顾狱内狱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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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是贾植芳先生90岁寿辰，来自天南地北的祝福飞临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居，复旦大学还特意为他举行了学术思想研讨会。研讨会前夕，贾植芳先生在家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90岁的贾先生，思维敏捷活跃，风趣而幽默，瘦小的身躯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听觉的障碍并不妨碍他浓浓的谈兴。他记忆力惊人，对若干年前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言语之间，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谈话从贾先生的作品《狱内狱外》谈起，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描述，要知道，他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监狱砸饭碗惊动“蒋委员长”

　　1935年除夕之夜,思想激进、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的贾植芳第一次被抓进了监狱。

　　他笑着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他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房间一边关押着政治犯，另一边是刑事犯。吃饭的时候，警察给他送来了一个半斤重的窝头和一碗开水。一个刑事犯对他说:“你是政治犯，他们给你吃的是刑事犯的饭。警察把你的待遇贪污了，你的饭应该有15块钱呢。”

　　贾植芳听罢，怒砸饭碗，大叫:“我不要这个饭，我要吃好的。”看守所所长怒气冲冲,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吃好的，就要讲，你把碗都摔破了。”不过,他还是命警察送上了炒肉丝、花卷和米饭。

　　最后,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贾植芳保了出来。从伯父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贾植芳最好离开北京，他在监狱怒砸饭碗的事情经报纸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

　　贾先生说，当时的他不到20岁，因为人小，也不怎么知道害怕，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辈子都要跟监狱打交道。

　　坐牢如同回外婆家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也给当时复旦新闻系的刊物写下了《暴徒万岁》，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谈及他这两回坐牢经历时，贾植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生性开朗，什么也不怕，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坐牢也已经没什么感觉，像在外婆家一样。

　　“胡风是我的朋友”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他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2年院系调整，加强教师的政治学习，贾植芳是政治学习的大组长。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重回监狱的一天。

　　1955年的5月15日是贾先生记忆犹新的一天。一大早,当时的上海市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找到贾植芳，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考虑”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说，胡风是他的朋友。高教局长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

　　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他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到了福州路旁边的一所木头房子，认识贾先生的老法警让他休息一下，要了4两米饭、芹菜炒豆干。贾植芳吃了之后，又要了一份，他想，就是枪毙也要吃饱。

　　到了法院，贾植芳被直接带到二楼，他听到法院宣判: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贾植芳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他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过了一个礼拜，判决书被送到了复旦大学保卫科。一个姓彭的科长对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重新做人，不能乱说乱动。”

　　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是，他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戏剧人生

　　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始终为贾先生的风趣、开朗所感动。虽然历经劫难，但是在他的言谈中,却听不出丝毫的抱怨。

　　贾植芳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可他们都死了,至今为止只有他还活着，是开朗、豁达的性格成就了他。

　　在复旦印刷厂接受改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这是他练习语言能力的最好方法。劳动改造间隙，他照样去小饭馆来三两土烧酒、二两猪头肉犒赏自己。

　　“这个世界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吗？”贾植芳反问。

　　活着还要活出自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都要相信自己。他跟记者提起，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做过这样一道考试题:“你最崇拜谁？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

　　贾植芳一生都在实践“崇拜自己，崇敬生命”的诺言，他寄语《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在世界上，首先要身体好;其次，要先读中国历史，懂中国社会，懂中国国情;最后，一个读书人还要行万里路，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命运的承担者

　　他更愿意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

　　一个90岁、国宝级的老人，他的家想像不到的简陋:身居底楼，没有铺地板的水泥地面，湿气很重，墙壁已经斑驳，床是铁架子的，还罩着城里人很少用的蚊帐，桌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

　　王智量教授是贾植芳的学生，他说，先生好抽烟，有学生送他好烟，他总是特别开心，可没人送他烟的时候，他就抽3块钱一包的次烟，至今如此。师母在的时候，弟子来访，无论贾先生的经济多拮据，他总要留弟子吃饭，师母也总能变着法子烧出几个好菜。

　　贾植芳在自己的一生中，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诲人不倦”，实践了“兼济天下”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他能忍受贫穷、颠沛、监狱，可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过去那个年代逝去的知识分子，过着清寂生活，却对自己的事业无怨无悔的贾先生们，都是对朱学勤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贾植芳：

　　山西襄汾人。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通俗研究会名誉会长。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契柯夫手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泓/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