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集体企业改制的尴尬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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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没有具体的政策法规作为指导，河南省郑州电线厂的改制困境，昭示了诸多集体企业的生存尴尬。

　　摸着石头过河，无法回避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平衡。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恰恰出现许多碰撞。

　　企业快要成了空壳，工人找谁去

　　偏居于郑州市陇海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角落里，郑州电线厂改换了门庭———昔日的电线产品生产车间，今日成了洗浴中心。

　　一些职工站在洗浴中心的门口直叹气，一个曾拥有140多名职工、创造出河南省内知名电线品牌的企业，沦落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

　　“关于各方的利益冲突，你可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如何走出困境，似乎被外界甚至被我们的一部分职工遗忘了。”郑州电线厂一些退休干部不无感伤地说。

　　作为一家由郑州市管城区主管的集体企业，郑州电线厂目前正在“艰难改制”。妥善安置职工和促进企业存续，是郑州电线厂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对已经出台的改制，厂里职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赞同，一方面却是对改制过程的强烈质疑。

　　有些职工说：“从2003年5月上任至今，现任厂长李顺昌没有组织过一天生产，致使大批职工下岗，全厂职工一年多的统筹也没交”；“在企业改制中资产评估严重缩水，在改制中和改制后，厂长既不同职工代表商量，也不同股东商量，自作主张大肆贱卖厂内设备，使企业大伤元气。”

　　而另外一些职工则说：“厂长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有区里的领导在场监督。”

　　处于事件旋涡中心的李顺昌更是大喊冤枉：“集体企业改制目前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当厂长以来，感觉压力特别大。”

　　像一个多病的老人一样，郑州电线厂步履蹒跚。知情者介绍，由于长期停产，且待遇低，许多有本事的职工早就在外面谋生，“企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让大家伤心，现在，企业成了空壳，我们能找谁去？”

　　改制若是随心所欲，谁来约束企业行为

　　郑州电线厂的前身系郑州市第二木器厂，始建于1958年，1968年改为郑州市电线厂，原隶属于郑州市重工局，2002年划归管城区经贸委，企业的性质为集体企业。“当时按照属地管理的划分方法，把郑州电线厂划给了下级单位，不过，当时就已经问题重重了。”郑州市管城区经贸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郑州电线厂部分员工的说法，该企业在发展的高峰期，“拥有资产1400万元，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60万元”；企业的注册商标为“银鸽”牌，系列电缆电线产品至今仍在郑州市乃至河南省部分地区畅销不衰。

　　然而，到了2003年4月，在原来的法人代表靳某离任后，郑州电线厂委托郑州市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进行了专项审计，“从中开始发现问题”。有关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4月15日，“核实企业资产总额为398万元；负债总额为700万元，审计核实后净资产约为-302万元（已扣除待处理财产损失151万元）”。到了去年年底，郑州电线厂为了给企业转制“提供价值依据”，又委托另外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该企业经评估后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980万元和210万元，负债总额为770万元。前后“差异”一目了然，却说明电线厂已今非昔比。

　　对一些具体评估和审计数字，郑州电线厂的部分职工持的异议，并成为矛盾的生发点。根据有关法规，对一个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审计和评估应由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独立的市场机构来进行，但是在这儿，政府发挥的作用却很小，甚至很少看到其踪影。

　　“改制几乎是随心所欲。谁来约束企业的行为？”郑州电线厂一位退休职工说，“不管哪个领导在位，对企业的控制都绝对达到了其他人难以干涉的地步，一言堂，司空见惯；像我们这样的集体企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平时绝对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只有‘出事’了，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才会有政府主管部门出头来管职工的安置与稳定。抓大放小，看来大多只抓国有企业那‘大’，很少去抓集体企业这个‘小’”。

　　他的话，看来是点中了社会肌体的某个痛处。据了解，目前，郑州市管城区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郑州电线厂暴露出的各种问题。

　　缺乏指导和监管，改制变得扑朔迷离

　　“不改制，就是死路一条。”当郑州电线厂厂长李顺昌对人说出这样的话时，人们可以感受到企业内在的改制冲动。

　　对这家企业来说，陷入改制旋涡似乎不是个别案例。2002年6月，当郑州市将所属的几十家市级集体企业按属地管理的准则划拨给区级政府时（郑州市市一级的集体企业已经没有一家），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原点。“管城区有30多家集体企业，大部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与郑州电线厂差不多；现在，按照有关政策，他们都在积极谋求改制。”知情人士说。

　　调查表明，由于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郑州市集体企业也大致可分为3类，其复杂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各类国企和民企：其一，企业资不抵债、经营举步维艰。这类企业由于需要付出较大的改制成本，因而鲜有人去管、去问；其二，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好也不坏。审视这类企业，上面不给政策，他们改制的诉求就不强烈，因而，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这类企业“它不来找事，我也不去管它”；其三，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有不错的业绩。对于此类企业，由于它大多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所以，领导也乐于把它当作“宝贝疙瘩”和“小金库”，平时不舍得撒手，改制进程往往“推不动”。

　　据了解，对于集体企业改制，郑州市并未出台具体的指导性文件，只是规定改制时可参照国企改革的模式去进行。这样，郑州市去年颁布的3份国企改革文件就摆到了各个集体企业主管单位的案头上，只是“很细的规定，没有”。

　　“企业改制政策不配套，改制时大多是自卖自买，政府中几乎没有进行专项管理的部门和人员，企业缺乏适时监控和必要约束，因而，我们常常看到那些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混乱不堪的情况。”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总裁助理钟冠华这样说。

　　产权制度，是目前众多集体企业改革的核心。与民营企业较为明晰的产权关系有所不同，由于各个集体企业产生的背景不同，其产权关系呈现复杂多样的局面，对其界定往往极为困难。对此，钟冠华建议，省市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改制领导小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推进；在具体操作层面，主管部门应该委托独立的审计、评估和改制咨询中介进驻企业，“维护改制的公平性，以避免内部人将资产倒来倒去，使职工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当前，许多集体企业和郑州电线厂一样，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位业内专家语重心长地说：“企业有改制冲动，这是好事，包括企业负责人带头持股在内的多种改制方式，都可以尝试。只不过，政府要推动，像推动国企改革那样，不应该害怕麻烦。一些企业目前状况还比较好，要是等到完全垮了、烂了，再去擦屁股就有些晚了。”

　　“抓大放小”，不能放弃职工利益

　　郑州的另一家集体企业原为市里的一个工业局管理，下放到区里后改为集体企业，其间领导换了几任，企业逐渐由盛转衰。到了现任领导手里，企业没有正常生产过一天，但机器设备却是被贱卖、被转移，职工眼看企业要改头换面，只靠租房为生，多次反映“资产流失和被隐瞒”，多次和现任领导展开交涉性对话，但由于申诉无门，只得彼此“执手相看泪眼”，等待最后分到手的，只能是“破铜烂铁”。

　　“抓大放小”，这是前几年国家为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适时提出的一个指导方针和战略决策。

　　引进战略投资、股份制、民营化甚至破产，大企业小心谨慎、稳步推进，小企业却是遍地开花、噼里啪啦，本来分量就轻，名声就小，一“放”一“改”，有些就无声无迹消失了。

　　有调查表明，在这场变局中，大企业与小企业职工的命运正悄然发生不同的变化。前者总体上常被戴上“妥善安置”、“有序分流”的“长命锁”；而后者，单个拆开来看，在改制过程中，由于职工人单力薄，假如再缺乏来自政府国资部门的有效监管，往往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

　　河南周口某县一糖酒公司前几年在本地商业系统中连连评先，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企业暴露出因经营不善而导致了巨大亏空。县法院先下了一个破产裁定书，而后又突然将其追回，随之而至的另外一份判决书，却是要清偿公司历史上留下来的一笔惊天大账。广大职工闻之，感觉今后安身立命的东西瞬间灰飞烟灭了，一时间张慌无措。

　　站在不同利益的主体，也许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不过不要忘记，这些企业的职工曾经为国家作出过贡献，企业难以为继时，他们理应得到合理的安置和养老补偿。

　　加强监管，向那些正在面临巨大阵痛的中小企业投以人文关怀的目光，这一切，和推进一个大型企业的改制一样重要。大企业改制，面临的往往是发展，还有很多路可走；而中小集体企业改制，却常常为生存而争，许多人，在企业生与死的瞬间，已没有了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