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总理的李昌平：乡党委书记到NGO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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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谭野 在社会的急速转型中，虽然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往往微不足道，但还是会记录下一些独特的人生轨迹，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

　　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李昌平“一举成名”，被媒体称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但是很快，各种压力扑面而来，李昌平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掉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之后到了北京《中国改革》

杂志社做记者。2003年9月，他又离开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成为香港乐施会中国西南扶贫发展团队的一员。

　　对于41岁的李昌平来说，从乡党委书记到媒体记者再到NGO(非政府组织)项目官员，这三个不同的职业为他开启了三重人生之门，这让他有机会更加立体地了解这个社会，也了解自己的内心。

　　七日财富：从1983年1月到2000年9月的17年间，您曾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在这期间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李昌平：当时我给朱总理写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其实就是我当党委书记十几年最大的感触。

　　七日财富：是什么使您有勇气给总理写信，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您？

　　李昌平：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我并不在乎。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七日财富：您感觉您的努力有效果吗？

　　李昌平：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通过我的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些问题了，这些人既有制定政策的官员，也有能够影响决策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人士，大家一起努力，事情就开始有好转了。

　　例如，今年的“一号文件”在扩大农民权益方面较前些年大有进步，对城乡歧视、身份歧视，已有实质性的认识。

　　七日财富：您怎么总结您这17年？

　　李昌平：这17年是一个先痛后醒的过程。最开始只停留在为农村现状担心和痛苦的层面，但后来就慢慢开始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所以说也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七日财富：您不当乡党委书记后，为什么选择去了北京《中国改革》做记者？

　　李昌平：那是我一生最尴尬的日子。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的领导和同事们勇敢地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

　　七日财富：为什么后来又决定离开《中国改革》？

　　李昌平：离开《中国改革》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但是我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是搞媒体和理论研究，17年的农村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萌发了下到一线工作的想法。再加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村工作方针已经明确：多与、少取、放活。我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回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轨道上了。正确的目标和方针确定之后，关键在落实，坐在办公室里说教、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选择了南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的办事处做扶贫工作。

　　七日财富：您现在香港乐施会做哪些工作，为什么选择乐施会？

　　李昌平：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是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官员。更具体一点就是参与、协助西南贫困农村、贫苦农民脱贫和发展社会实践。

　　在《中国改革》的时候经常有乐施会的工作人员跟我交流农村工作的体会。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时候还应邀访问过他们。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乐施会在内地的扶贫发展工作，非常认同他们扶贫发展的理念和手法，所以加盟。从另一方面说，我想发挥自己的长处下农村工作，也就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七日财富：乐施会的扶贫工作和地方政府的扶贫有什么区别？

　　李昌平：乐施会在扶贫与发展上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组织为扶贫主体，强调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性，重视人和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政府扶贫经常出现“重建设、轻管理，重要钱、轻用钱”的弊端。以人畜饮水项目为例，乐施会特别重视“谁主建(村民)，谁主管(社区组织)”，今年建成有水喝，5年10年也有水喝。政府建饮水项目当年建当年有水喝，第2年就没水喝了。

　　七日财富：除了乐施会的工作，您有没有做其他相关的研究？

　　李昌平：目前我还关注着中央的三农政策、农村各地的改革实践和法制建设。

　　七日财富：在一篇评论中，您曾提出，现行乡镇体制下，中央很多好的政策都被基层部门利益化所歪曲，您认为现行乡镇体制中最突出的弊端是什么？

　　李昌平：最大的弊端是乡村社会的官权力过剩。“十几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庞大的上层建筑体系。我曾经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对这些弊端有最真切的感受。

　　七日财富：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央再一次提出了乡镇体制改革，与历次改革相比您认为这一次的不同在哪里？

　　李昌平：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央部署过三次乡镇体制改革。回顾历次乡镇机构改革，不难发现每次机构改革都是加强中央条条的权力，削弱地方块块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中央，一般情况下，地方的权力也难以削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革结果呢？原因在于县乡依然靠“以农养政”，收取税费依然是县乡政权的基本职能。因此有人认为转变县乡政权职能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关键，但我不这么想。转变职能不是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要转变体制，由“官本位”体制转变为“民本位”体制，过剩的官方权力要退出乡村社会。如果过剩的官方权力不退出，庙就拆不了，和尚就赶不走。

　　七日财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曾承诺5年内减免全国的农业税，这对下一步的乡镇体制改革会产生哪些影响？

　　李昌平：温总理宣布要用5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结束。不仅如此，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乡镇体制和乡村社会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七日财富：能具体点吗？

　　李昌平：中央决定5年内取消农业税，实际上如果农业税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三年后农业税就减少到了5%以下。当农业税减少到5%以下时，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征收农业税了——因为征收的成本会大于征收的税额。

　　这是一个好消息，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财政来源主要就是上级政府的拨款，乡镇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一致性——向上级争取资源和优化配置本乡本土资源是乡镇政府和民众共同的基本目标。当县级政府不找乡镇政府要钱了，而是反过来给钱，县长对乡长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拨的有限资源用好，以保证乡民安居乐业。谁当乡镇长对县长而言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人民满意就行，这时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农业税取消后，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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