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边缘小村落石门坎百年文化沧桑

　　核心提示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但它近百年的历史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却成为苗疆的“另类”地盘。伴随基督教而嵌入的西式教育制度，使成千上万地处边缘落后的苗民接受现代知识，并跃迁为文化先锋：创制苗文，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建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和足球场，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石门坎因而被人比喻为苗疆的文化圣地。

　　“炼狱”之地的辉煌文化史

　　石门坎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90年我到毕节山区调查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贵州之行。一天，盘旋于一条窄窄的山道，见到一个女孩蹲在道旁看书。这个喜欢读书的少女引起我的兴趣。

　　“你在看什么书？”我问。

　　她想了想，递给我。翻开一看，是一本《圣经》。这里边远贫困，失学率居高不下。在偏僻的山路上，一个十多岁的苗族女孩的读物，着实让人惊讶。

　　近几年，我一次一次走近石门，寻访那些在记忆中拼接历史碎片的人群，还有关于石门的讲述和歌呼。

　　石门坎所在的威宁原本是边远洪荒之地。在历史上，它曾分属过四川、云南、贵州。现在的威宁大半被云南包围，是贵州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县。石门坎距县城140公里，是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这里生态恶劣，沟壑纵深，稼穑艰辛，且自古以来瘴疠横行，人们不仅困于生计，也难于交通。

　　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文化视野中却别有另一番景致。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的成就，文献上记载着许多个第一：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率先成为乌蒙山区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竟是一个曾无比绚烂的文化“圣地”，令人不可思议。我开始慢慢探寻这个小村落从边缘到中心的缘由。

　　创制苗文点燃传播文化的燎原之火

　　这段历史发轫于上世纪初的一次文字创新。创制苗文，是基督教深入苗区的利器。第一位扣击石门、开辟石门的是英国牧师柏格理。柏格理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后来他传教时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云南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

　　初到石门坎，柏格理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人杨雅各和张武为师学习苗语。从此凡到石门的牧师和教师，都要求熟悉苗语。

　　苗族长期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最终从苗族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并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于是一个神话开始在苗区传播：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了，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英语世界称之为“坡拉字母”（thePollardt）。

　　借助于类似“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新创制的文字不仅得到苗族的认同，也荣获了传播的力量。运用神奇的老苗文，牧师们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它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等教材，出版苗文报。而苗族同胞则用以通信、记账，记录民族诗歌、故事和传统知识。

　　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地区。据说云贵川边境许多苗族同胞都能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

　　基于“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宗旨，1905年，柏格理带领汉族老师到石门坎建教堂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由于着重宣传苗族“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

　　石门学校还是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学校。它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至1912年已建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取名“光华小学”，学制六年。学校既传播教义，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苗族义务投工投劳，先后建立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曾有大小建筑42幢。后人赞叹：“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石门办学很有特色，每年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深受民众欢迎，以至演变为民俗。许多老人们还记得1934年运动会的空前盛况，当时参与者达两万余人。远近闻名的运动会带动了云贵边区的体育发展，在省级比赛中，光华小学的足球和长跑项目每每夺魁，以致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文化“圣地”石门坎再度处于边缘

　　文化“圣地”石门坎，近况如何？在深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地理位置极其边缘，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滞缓，严重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邮电通讯系统。可以说，21世纪初的石门乡仍然是威宁最贫困的乡这一。我多次去石门，住在年丰村，那是乌蒙山区深处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

　　过去的石门曾是民族教育的“圣地”，而现在的石门，农村基础教育步履艰难，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文化版图上，石门乡再度处于边缘。我们的调查工作是从对年丰村进行文化程度摸底开始的。调查发现：村寨中大部分村民都有中途退学、失学的经历，普遍没有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如果根据实际入学年限测量，年丰村村民的总体学历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调查数据显示：将近60％的村民为小学学历，另外30％的村民属于文盲；在全村不识字的人口中，有69％是妇女。

　　一个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地区，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又步入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这是石门的历史，也是石门的历史性现实。

　　老辈人信守光荣的文化记忆

　　我们在村寨调查中也努力寻找着这一段教育史的痕迹。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和世事风雨，今天的村民们是怎么叙述和记忆那段历史的呢？百年之后，村里的村民仍然信守着一份因由教育而产生的光荣记忆吗？

　　吴善宇是年丰村一位有学识的老人家，他对百年石门是这样评述的：“我们苗族从穷苦人民走向奴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奴隶走向博士只有一百年的历史……柏格理和党居仁看到这个民族十分凄惨，才扶养、提高这边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拯救他们的灵魂……英国人买了大土目的树子，苗族就出力的出力，把树木扛起来送到石门，英国人又请匠人从外面进来起房子，又出钱请老师来教学，汉族老师有李斯提反，有中华牧师王玉杰等，他们培养出了很多人才。成绩好的被保送到其他学校，由英国人带起走，扶持他读书。这样，苗族人才在这些条件中慢慢得到温暖，才爬起来学做人，才走向博士这个过程。贵州省民委的杨汉先、卫生厅厅长张超伦这些都是教会培养出的人才，如果没有教会，他们是不能上到这些高位置的。”

　　“那时我父亲在石门教书，母亲也跟起去，那时候工资太低了，养不活家人，回来家后父亲又经常生病，只靠母亲一人劳动。……我母亲会苗文，会写信，是从柏格理那里学来的。他先传教，妈妈说他们信教以后就不再去乱拜那些石头、拜水、拜山了，只信上帝教了，信教后苗族就进步了。因为苗族有了文字，他们读的读书，信的信教，学会了汉语，外面的人来说话也听得懂了。懂文化了，民族也进步了，才敢去赶场，才去串亲戚。”

　　苏科寨：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堂共生

　　吴善宇老人的一番话，让我们感受到年丰村文化根基的明亮之处，同时也发现我们对“文化”了解的局限性。当我们这些外来者给当地村民贴上高中、初中、小学、文盲的标签时，意味着一个得到现代国家教育支持的等级序列被刻画出来，它向村民昭示着文化权利的等级阶梯。可是我们怎么能用“初中文化”这样简单的统计指标来为吴善宇老人的知识水平或者“文化程度”定位和贴标签呢？年丰村里的许多文化人，比如杨建祥传道、吴宗全村长、王绍德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掌握了两种文字———汉文和苗文，他们都有机会沉浸在汉文化和苗文化之中，因此各具两种内涵不同的“文化程度”。

　　在村里，两种文字、两个文化的传播各有载体。汉字由年丰小学教授，苗文则由苏科寨教堂传播。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堂共同生长。

　　几次调查我都住在吴宗全家。问及他对老苗文的看法，他说教堂可以帮助老苗文的发展。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苏科寨教堂信教群众200多人，大多数粗读苗文，近20位能够读写。如果不信教，老苗文就缺少一种有效的传播形式。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都会唱赞美诗。赞美诗的歌本是使用老苗文印刷的，歌词和苗文对应，用唱歌来学习苗文。经过仔细观察我们还发现，在苏科寨，信教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一种获取社会认同的手段。

　　以苗教苗：石门知识分子回归

　　透过石门坎的历史风云，我注意到：苗区乡村教育运动的真正主体并不是英国传教士，而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老师，包括苗族女教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石门坎的苗族读音）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20个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启蒙。父母是为孩子也为家庭做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则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了那些挣扎的乡亲和自己的由来。而石门教育的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

　　20世纪50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继、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地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它们被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被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但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地注视着世界。

　　石门坎的历史属于本土，也属于世界。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见？（据《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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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因为落后躲过“千人一面”劫难

　　说起贵州，我脑海中立即浮现起一幅画面：在黔东南的清水江边，在蒙蒙的细雨中，经过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不通公路），我看到了远处山坡上的苗寨，远远望去，寨子高低错落地掩映在缭绕的云雾中，房子全是二层的木楼；走近寨子，就听到一阵轻悠悦耳的“叮当”声，原来这个寨子是一个银匠村，这“叮当”声是打制银器的声音。

　　这是贵州人文方面几年前给我留下的生动印象。

　　在自然方面，贵州给我的印象全是山、多溶洞。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近74％的大地是岩溶地貌。

　　然而，这自然和人文上的特点却对贵州追赶现代化，成为经济大省贡献不大。

　　山地交通不便，劳动生产率也不如平原，因此山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是一个普遍的世界现象。贵州的确落后，可以说，贵州虽地处内地，却是“中心的边缘”和“现代化的飞地”。

　　那么贵州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贵州的优势就在这“落后”中，因为落后，所以贵州许多地方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追赶现代化的运动；因为落后，贵州保持了较为原始的生态环境，贵阳附近保留有七十多公里的森林带，这在那些先进的经济大省是不可能的；因为落后，贵州的乡镇还较多地保留了古朴的风貌。

　　山地比平原经济落后，但山地比平原更富“多样性”。贵州少数民族的丰富性令人叹为观止。仅就苗族来说，较早进入贵州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把苗族分为黑苗、红苗、白苗……这仅是根据服装颜色划分的，根据其他标准，我们知道的还有长角苗、短裙苗等。

　　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贵州最珍贵的资源。在北京潘家园民间艺术品市场，活跃着一批贵州卖刺绣和银饰的苗族、侗族人，他们是靠贵州独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存在北京的。

　　贵州还有珍贵的东西在地下，那就是溶洞。贵州的“桂林山水”和“云南石林”在地下的溶洞里。就目前全国已探知的洞穴而言，最长的洞是贵州绥阳双河洞，此洞竟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奇特复杂，已测长度达70．502公里；贵州还有堪称最美的洞———毕节的织金洞；最大的洞中厅堂是紫云的“苗厅”……贵州的地下世界可能是中国或者世界最美的。

　　从经济的角度看贵州，或者戴着现代化的有色眼镜看贵州，贵州是“落后”的，是小省，是中国经济的“盆地”，但换一种目光看贵州，从文化的、生态的、多样性的角度看，贵州就是一个大省，一个高地，是中国的一块珍宝。

　　贵州完全不必在“现代化”和“先进”面前自卑。其实人类的许多活动无论是搞现代化还是发展经济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现在西方对现代化和工业化运动有大量的反思和批判，西方的的后现代社会就是对“现代化”的一个反动，它启示我们：“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因为落后，贵州有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可以省去“试错”的过程，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譬如，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地区的城市改造和乡村现代化浪潮把老街区和老房子拆除干净，把城市和乡村搞成“千人一面”，贵州就可以躲过此劫。

　　贵州应该告别“现代化”和“GDP”崇拜，认识到“落后”也是一种优势，从“落后”越过“现代”进入“后现代”，这或许是贵州的希望所在。（单之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