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歌”以灵性挑战“晚会民歌”模式化

　　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杜斌）“桃花来你就红，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越岭俺寻你来。玻璃你就开花，里外明……”来自山西的羊倌石占明甩出手中放羊的响鞭后，一曲纯正的山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从舞台飘向观众，一下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曲调开阔奔放，感情炽烈深沉，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淳朴动人的民歌了。”热爱音乐的北京人丁小军说。

　　尽管带着浓郁的地方口音，尽管显得有点“土得掉渣”，尽管演唱方式尚有些“野路子”，不久前从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脱颖而出的石占明却成了近来中国民族音乐界的红人。

　　音乐界人士将这种中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歌唱音乐，称之为“原生态民歌”。

　　从第一、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到今年初的“ＣＣＴＶ西部民歌电视大奖赛”，到轰动海内外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再到8月底“天籁之声”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会，以及11月初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原声黄河——十大乡土歌王歌后民歌演唱会》，原汁原味的民歌让人大饱耳福外，还令人豁然开朗——原来这个来自穷乡僻壤、山野沟壑的“原生态民歌”，唱出的却是一个不染烟尘、不饰雕琢、水灵灵的民歌世界。它与曾经包围大众的主流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民歌的种类极为丰富，主要有内蒙古的长、短调牧歌，河套及周边地区的漫翰调、爬山调，陕北和山西西北部的山曲、信天游，甘、青、宁地区的花儿，新疆的十二木卡姆，陕南、川北的姐儿歌、茅山歌，江浙一带的吴歌，赣、闽、粤交汇地区的客家山歌，云、贵、川交界的晨歌、大定山歌、弥渡山歌，藏族聚居区的鲁体、谐体民歌，以及其他各民族的山歌等。

　　借助媒体、网络，一些人开始质疑和反思，为什么多年以来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中国晚会上、电视上能听见的民歌基本上都是标准的“学院唱腔”？

　　中国资深的声乐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成为争论的靶子，以他为代表的“学院派民歌”一度在中国民族声乐领域占据了绝对权威地位，而且几乎成为近年各种电视节目、文艺晚会民歌的“标准唱法”。他的学生彭丽媛、宋祖英、张也、阎维文、祖海等人也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代表人物而家喻户晓。

　　一个“寻找原生态民歌之旅”的活动发起人、诗人张小波认为，一直以来灌输中国人脑中的民歌都是所谓的“晚会民歌”，穿着华丽的服装，用固定的嘴型、固定的唱法、固定的表情，成了盛大晚会上的规定动作，虽气势宏大，却千篇一律，缺乏灵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项阳说，中国民歌在历史上是靠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进入五六十年代后，民族音乐尤其是在音乐院校里一度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认识误区，即用西洋音乐的唱腔改造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虽然唱法确有科学性，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丧失了个性化特色。而传统的民歌也因为自身的区域性特点，不利传播，很长一段时间被淹没在主流音乐的喧哗之下。

　　以石占明为代表演绎的“原生态民歌”越来越受到中国音乐界、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商家也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对“原生态”进行了新鲜标榜和商业开发。“刀郞现象”就是成功的典型。在没有商业宣传的攻势下，一个来自四川的歌手刀郎居然一跃成为今年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歌手，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翻唱了新疆民歌，一些自创歌曲中也融入了西部民歌木卡姆的旋律，成为今年中国内地最畅销的专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说，不同地区的演唱方法是区别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样态的特殊形式。“原生态热”凸显中国保护民歌、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正日益高涨。

　　张振涛说，中国文化曾经崇尚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现在民众追求的文化形式是“百花齐放、多元共融”。一种文化状态再也不能满足民众所有的需求，现在中国人希望艺术品类多样化，同时更珍视传统的内涵。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说，“原生态热”本身就包含着干预文化生态现状的主动性、前瞻性及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深层次地说，它反映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由“缺位”到“入位”的文化保护政策转变、以及社会公众对全球化进程给传统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自觉反省及实际保护行动。（完）（责任编辑: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