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全球人口增加只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中国以前四千多年人口一直波动在两千万到六千万之间。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中国人口康熙时期降低到两千万左右后，在两百多年上升到现在的12.9亿。在这两百多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在6.0左右。
那么以现在的1.3（该数字取自人口普查数据，但国家计生委后来将其调整为1.8——作者注）的出生率计算，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1000人，32年一代，要是生育率在2.1的话，人口一直维持在1000人；以
1.8的生育率计算，224年后还有340人；要是以1.3的生育率计算，224年后（经历7代之后），只有35个人了。你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也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恢复到数千万。并且由于1.3的生育率意味持续老化，到时候这数千万人口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很少。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但没有接近2.1的生育率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大多数所谓的人口专家，都是在假设中国人的生育愿望不变，不孕症忽略不计的前提下，并且忽略农村人口结构急剧改变的情况下，得出的预期数据，他们认为今后一放宽计划生育，生育率就会马上上升，而这些数据又是高层决策部门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但是，近几年，人民的生育愿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这种生育愿望变化难以逆转。另一方面，不孕症急剧上升，已经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一起成为人类的三大疾病。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有大约2亿（女工为多），今后几年将上升到3亿，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目前，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农村。这意味着什么？9亿农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三亿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的农民，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农民大多进城了。他们的住房等生活条件较差，工资水平比较低，而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他们又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面临困难（费用比城市人口更高），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一旦休假回家生小孩意味着失去手上的工作机会。并且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退休工资，他们得养活父母。因此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比城市人口更低。另外有些民工连结婚都成问题，遑论生育了。人们心目中农民好像还像一二十年前都是生育三四个，就像一些外国人还一直以为中国都是穿长袍子，留长辫子。中国农村超生无疑还存在，但比例很低。
从国家角度看，老年人口比例不能太大。我们这个群体今后需要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我们这一群体所持的社会股票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比如说，本来100个年轻人养活20个老年人应该没有问题，但今后是20个年轻人养活100个老年人，就算这100个老年人存了一大笔钱，但需要这些年轻人才能转化成消费用品，还是要靠这20个年轻人的劳动。这100个老年人能存可供今后消费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比如说现在花了上千元买个电视，几十年后价值不到十元。就算买大米等日用品，几十年也变质了，也不值钱了。并且有些东西是无法存的，如医疗服务等。
前几天又看到有人说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的时间从现在的数目回落到3亿左右，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竟然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口在持续减少，则说明人口出生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在这200年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话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不停的老化，当最终中国人口降到3亿时生育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将会下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即使这些人再如何努力，中国的人口也会继续下降而接近灭亡。
似乎很多人对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生活水平赶上西方，这实际上是很不切实际的，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研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相反的要去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的，缺乏先例的做法来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而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66%，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资源计算人均生存空间远比日本多，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平滞后，不应该舍本逐末地通过减少自己的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
谈到资源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明。近年中国粮食在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种地。中国目前人力资源过多，工业产品价格低于国际社会是合理的；但中国耕地少，中国粮食价格应该适当高于国际价格（日本一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粮食不能光从经济角度考虑）。但中国加入WTO最先让步的就是农产品，现在农民种粮食算上成本后几乎白忙了一年，根本无力供养小孩读书，谁愿意种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就每况愈下。农产品价格过低，意味着农民无力采纳新的农业技术和机械，也无力改善农业环境（比如将一些田地合并成大的田地以利于机械化耕种），粮食的持续下滑就不可避免。因此粮食问题不是耕地减少的问题，是农业政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