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木兰：做基督的“新娘”

　　特约记者 孟静

　　时尚的SOGO购物中心对面就是宣武门南堂，这座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教堂安静地伫立于尘世之中，院内绿草如茵。修女英木兰笑眯眯地站在院子里，一袭柔软的黑色上衣，胸前佩戴着十字架，说话的语气异常温和。

　　在2002年7月28日的那场瓢泼大雨中，面对着上千名教众和数十家媒体的闪光灯，英木兰与其他5位修女跪在西什库教堂的祭台上，虔诚地把自己献给天主。她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发终身愿的修女，这也是北京教区自1872年成立以来第三次有修女发终身愿。37岁的张金华是6人中年龄最小的，她曾对记者说：“发终身愿，意味着成为了基督的‘新娘’，我将终身服务教会。”

　　名门之女

　　修女发愿可以分为暂愿和永愿，暂愿又分一年、三年、五年，可以随时解除。发永愿和暂愿要遵守相同的规矩，只不过发了永愿，就要一辈子走献身的路。英木兰在发过一年愿、三年愿之后，终于在年近古稀时获得了为基督奉献一切的殊荣，她的发愿得到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的特批。

　　今年71岁的英木兰出身于天主教世家，出生8天后就接受了领洗，皈依天主教。英木兰的祖父英敛之是辅仁大学创始人之一，还参与创办了《大公报》；父亲英纯良曾是国民党委任的北平沦陷期的行政长官；伯父英千里跟随胡适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钱钟书并称为当时中国两个英语最出色的人；堂兄英若诚在1980年代担任过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显赫的家世带给英木兰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无尽的磨难。

　　17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正在教会学校上学的英木兰莫名其妙地被捕，又稀里糊涂地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过了可能被枪决这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监狱对英木兰来说不是陌生的地方。父亲英纯良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主动脱离了国民党，但长达7年的牢狱之灾依然未能幸免，英木兰和堂兄英若诚每天去给父亲送饭。父亲出狱后没多久就赶上文革，于是又被关了起来。当时英家所有的亲戚都被抄了家，她亲眼目睹同院的一位老太太被红卫兵暴打，而孙子因为保护她被活活打死。

　　那时候北京号称要成为“水晶城”，不允许有任何“地富反坏右”破坏这座城市的纯洁，于是英木兰被下放到山西农村，这一去就是13年。

　　胆大如其名

　　作家丛维熙曾经对英木兰的传奇经历念念不忘，并把她在农村爬烟囱的故事写成了书，说她为了疏通粉尘，爬上了40米高的大烟囱，羞煞了围观的众多男子汉。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为了讨米兰欢心而疯狂的马小军。“作家总是夸张的，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可怕。”英木兰笑着解释，她只是为烟囱顶上的工人送药，在大家言语相激下做出了那个举动，“不过当时确实有很多男人在下面傻愣愣地看着，不敢置信。”

　　英木兰被安排到山西一个医疗队工作后，不久就碰上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老中医和另一个“右派”在挖冻土时遭遇土山塌方，“右派”被当场压死，老中医却被吓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吓死的人。”诊所的主治大夫是个男医生，在给死人缝合头皮时，需要冲洗伤口里的沙子，水一冲进去，死人突然“呃”的一声，吓得男医生手都软了，赶紧说：“英大夫，还是你来吧。”英木兰看着血肉模糊的死者虽然也很害怕，但还是横下心完成了缝合。

　　英木兰在上海震旦医学院读的是眼科专业，可到了乡下，因为医护人员缺乏，她几乎做过各种外科手术，最常见的就是接生。农村的风俗只允许女人接生，而且必须在产妇家里，作为诊所惟一的女医生，在那个几千人聚集的地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第一次上门接生，她只能按书上写的一步步来，到了最后一关，怎么把脐带拉出来，就犯了愁：劲小了拉不出来，劲大了又怕拉断脐带使胎盘留在产妇肚子里导致生命危险。幸好那个产妇以前生过孩子：“我一坐起来就出来了。”

　　回忆起那段日子，英木兰不以为苦，她笑着说：“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什么都见过了。”

　　曾经结婚

　　在那段非常时期，惟一让英木兰不能释怀的是，自己的宗教信仰只能深深埋在心底，除了偷偷藏有一部《圣经》外，她不能做任何宗教仪式。丛维熙曾经找她看过病，问她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坚毅是不是因为宗教精神因素感召的结果，当时她没有回答。丛维熙又问：“是不是因为对‘老三篇’的活学活用？”她依然保持沉默。

　　“普通人会把爱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人身上，但修女是把爱给予每个人。”几十年后，英木兰不再否认是信仰赐给了她力量和博爱。小时候，她就有做修女的愿望，教会学校的修女老师在她心中是美与善的化身。在那里，她受到了最好的英语教育，并且学习了法语。

　　因为怀有终身服务基督的愿望，英木兰一直没有恋爱和结婚，但到文革期间，她感到了绝望。1971年，已经38岁的英木兰与老“右派”王继昆相识。王继昆大大学时被错划为“右派”，多年后，妻子又离他而去。“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然后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英木兰说，如果王继昆没有坎坷的遭遇，自己肯定不会走到与他结婚这一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王继昆的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献身基督

　　结婚后，英木兰以为自己永远与做修女无缘了。1989年，王继昆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英木兰的生活才开始重新以教会为中心。先是发了一年、三年的暂愿，后来又获得了发终身愿的特许。1995年，英木兰作为中国修女的代表，参加了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现在，英木兰负责天主教会北京教区的修女工作，曾经接待过包括西班牙总统、意大利总理、美国国务卿在内的各国政要，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她正忙着为去澳洲的交流活动做准备。

　　很多人怀疑修女的生活是否真的清静如水，西方媒体也偶有一些关于神父、修女的丑闻。谈到这些时，英木兰讲了一个故事：宣武门南堂最早居住的人是既担任神父、又是明清两朝大臣的汤若望，顺治皇帝非常信任他，甚至称他为“阿爸”，曾经24次微服步行到南堂看望汤若望。有一次，汤若望告诉皇帝，如果想升入天国，就只能有一个妻子。顺治很生气，他认为皇帝有众多嫔妃才是天经地义。第二天开始，就派人监视汤若望，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守住清规，不近女色，结果让顺治失望了。

　　英木兰巧妙地回答了人们对清修生活的疑问，她甚至并不回避关于北方农村地下传教的问题。用宗教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一个称职的修女最应具备的能力。

　　“过去的一切我都看作是主对我的考验。”英木兰静静地坐在宣武门南堂的会议室内，门外就是喧嚣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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