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预防犯罪体系新平台

　　构建预防犯罪体系新平台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一场变革———上海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日趋健全本报通讯员 张小群 任培 本报记者 刘建

　　去年6月，上海开始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拉开了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一场变革。至今，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禁毒)”、“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社区矫正)”和“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青少年事务管理)”三个民间社团的1300名社会工作者，走进全市260个街镇、

社区承担起预防犯罪的职能，预示着在社会管理中不再是政府独家起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推动

　　2003年初，上海市委政法委经过半年的调研，提出在全市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思路，即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方式，由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引入社团和社工帮助吸毒者、社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三类特殊人群树立生活的信心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犯罪。

　　当“社工”两字刚出现在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中时，不少人表示了担心，认为吸毒、社区闲散青少年、社区矫正这三类对象就连公安部门都“管”不好，交给社工管理会有效果吗？为此，上海市综治办先后组织全市19个区县的政法委、综治办领导赴香港培训，学习香港社工的先进理念、工作方法以及社团的运作模式。当培训班学员了解了社团、社工的工作性质，并看到香港1万名社工，290个社团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时，心中豁然开朗：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是符合上海城市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是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创新之路。

　　刚成立的社团仍需要政府这双大手的扶持。政府部门一边鼓励社团承担起更多职能，一边加强宏观调控和提供服务。在市级层面成立了禁毒办、矫正办、青少年事务办三个职能部门，在区级层面成立了预防办，负责对口社团的政策制定、理论研究和社工工作指导。上海市综治办通过建立“预防犯罪工作例会制度”和“预防犯罪工作联系会议制度”，进行社团间的经验交流，检查工作进度，协调具体问题。同时，市、区两级财政、劳动、民政等政府部门，调动优势资源，为社工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社团自主运作

　　社团成立后，政府逐渐退到幕后，让社团在第一线经风沐雨。政府负责制定各项工作目标，社团组织社工开展工作确保各项目标的实现。社团能否实现自主运作，走专业化、社会化之路，是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成败的关键。

　　三个社团一成立，便自主开展了招募社工、执业培训、业务指导、人事管理和资金募集等工作，通过建立专业化标准和科学评估等一系列措施，对社工进行专业化管理，并在19个区县建立了57个社工站，负责社工的日常管理、业务指导和绩效评估，在全市220个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工工作点。

　　社团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社团董事，进行专业化研究，并成立专家咨询团或聘用大学教授担任督导，深入社工工作一线，指导、协助社工策划各类专业活动方案。经过专业培训和一年的实践，浦东、卢湾等四个试点区的社工基本都掌握了社工专业工作方法，并能熟练通过开展融合互动的团队康复活动、小组活动等矫正服务对象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

　　同时，社团之间也积极推广交流社工在工作实践中创造的特色工作方法。闸北社工站制定了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跟进7个工作阶段流程，并提炼出了团体康复、任务中心、行为学习、家庭治疗、社区支持和增能模式等6种工作方法；卢湾区开创了三色预警机制，根据案主的行为和心理偏差及出现违法犯罪可能性大小进行分类管理。徐汇区创立了青少年事务特色工作方法。斜土街道一名女孩，由于自我认知上的偏差，对择业有恐惧症。社工运用心理学为她“度身”策划了“主体内部刺激法”，让她担任社工的小助手，承担一些简单工作，使她在与同龄人和社会的交流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渐渐地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3个月后她勇敢地走出家门，主动参与社会竞争。

　　工作成果直接体现了社团自主运作水平，这也是政府购买的主要内容。经过一年时间，社工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建立培训和就业基地近三百个；与三千多名对象建立了工作关系。四个试点区的成效更加明显：今年上半年，徐汇区查处的吸毒案件和吸毒人员同比下降70%、79%；304名社区矫正对象中有101名获得司法行政奖励；22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98%的人员由社工落实了帮教，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闸北区社工帮助的1186名青少年中，违法受治安处罚的仅1人。卢湾区社工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就业就学和劳动培训220人。

　　社会各方参与

　　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仅靠社团将孤掌难鸣。

　　在体系建设初期，华东理工大学的张煜、费梅萍两名教授破格被聘为市委政法委秘书长助理，全程跟踪、参与了前期调研和方案的制定。社科联领导以及一些社会学专家、学者也成了市委政法委和三个社团的常客，为体系建设出谋划策。

　　随着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推进，社团、社工知名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和市民开始关心、支持社工事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组巡回区县社工站，对社工进行禁毒知识专业培训，提高社工的专业技能。卢湾区卫生局组织禁毒医疗援助咨询团，为吸毒人员提供免费体检、免费提供治疗、免费咨询，方便了禁毒社工与吸毒对象的接触。上海图书馆、龙华烈士陵园、公安博物馆等单位，为服务对象提供教育学习基地和就业基地。

　　今年7月，“自强”社团在社会上招募禁毒志愿者，一个多月就有1484名社会各阶层人员报名参加。“阳光”社区也通过社会公开报名、网上招募等方式招募了468名志愿者，徐汇区组建了8支社区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上海德瑞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65名心理咨询师和东华大学的7名硕士研究生，主动要求担任青少年社工专业志愿者。

　　三个社团成立以来，还得到了不少社会资金的捐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出资87500元，为50名特困吸毒人员家庭子女提供了助学金，台湾黑松集团、上海好德便利集团出资1万元，为这些家庭的学生提供每人200元的学习用品。上海“肯德基”餐饮公司捐助“阳光”社团20万元人民币，供社团开展业务活动。8月12日，安利(中国)用品有限公司、永业集团、复兴集团、淮海集团、经纬集团、卢湾教育基金会等6家企事业单位主动向卢湾区社工站捐助了人民币33万元。一个未婚妈妈的希望本报通讯员张小九任培 本报记者 刘建

　　2004年6月20日，徐汇区青少年社工马老师如同往日一样来到社工站，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一张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明信片引起了他的注意。明信片上面写道：“年少不懂事的我一度处于无尽的痛苦与阴影之中，在我几乎放弃生活希望之时，您出现了。您像慈父一样地关心爱护着我，为身处黑暗中的我带来了一线光明，使我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希望……祝您父亲节快乐”。明信片最后的署名是“小芳”。看着父亲节收到的这份特殊礼物，马老师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写明信片的人名叫小芳，今年22岁。旁人无法想象，花样年华的她是一个7周岁孩子的未婚妈妈。原来小芳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来到上海后，户口落到了大伯家，并在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就读。15岁时，年幼无知的小芳与比她大7岁的男友同居，并于1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的诞生并没有给小芳带来身为母亲的喜悦，家人的责难、居委会干部的责怪、亲朋好友的歧视，彻底打破了小芳原本平静的生活。更不幸的是，无情的男友在孩子半岁的时候独自离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性格倔强的小芳打算独自把孩子带大，但是，年复一年，社会的排斥、亲人的远离、经济上的困难，使瘦弱的小芳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之中。

　　正当小芳感到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徐汇区青少年社工马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由于长期受到旁人的冷眼与歧视，刚与社工接触时，小芳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一次次将社工拒之门外。对此，马老师和社工们并未丧失信心。社工们在继续坚持每天上门走访的基础上，开动脑筋，从关心小芳的孩子入手，合理有效地转变工作方法。小芳终于被社工的诚意感动，肯开门与社工见面了。数十次的促膝长谈和心理辅导，社工逐渐开启了小芳内心紧闭的另一扇门。未婚生子，被学校开除，遭男友遗弃，受家人责难……这对于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小芳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面对小芳的含泪倾诉，社工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小芳走出困境，找回自我。

　　小芳的家境十分困难，过早的辍学，加上缺乏一定技能，她根本无力承担儿子的抚养费用。初次上门时，望着一贫如洗、衣衫褴褛的母子俩，社工们惊呆了。在马老师的带领下，社工们为小芳母子捐了一袋又一袋的生活必需品，并积极奔走，为她向街道争取慰问补助、特困补助。然而，社工们深知，“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帮助小芳早日学会一技之长，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长久之计。为此，社工们本着“助人自助”的原则，起早贪黑，再次为小芳的学习和工作四方奔走。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社工们收集了大量就业信息，并一次次陪同小芳前去应聘面试。在社工不断的努力下，小芳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转眼间，小芳的儿子到了读书的年龄，而大伯始终不给孩子报户口。望着别人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背着书包上学，小芳焦虑万分。虽然小芳四处寻求帮助，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孤立无援的小芳情绪激愤，声称：如果儿子再读不上书，就要把大伯家一把火烧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老师立即赶往小芳的租住房中，在心理上给予小芳安慰和辅导，及时稳定小芳的情绪；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其他社工，通过各种渠道为小芳儿子读书的问题进行呼吁。居委、街道、派出所，人大、政协、教育局，能跑的单位都跑遍了。在社工的反复呼吁下，有关部门终于特别批准小芳的儿子入学读书。得知这一消息的小芳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

　　现在的小芳，脸上时常挂着微笑，逢人便说：“是社工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她下定决心，准备在近期参加几个业务培训班，尽快学会一门技术，真正做到自食其力。全新的思路可贵的探索———上海“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实践中的理性思考潘世伟

　　近年来，上海在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上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也取得了各方面肯定的成效。更深刻地看，这些工作为我国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构建新形势下社会稳定的工作体系开创了新的实践操作空间和理论思考空间。

　　上海政法部门把社会矫正、禁毒和青少年教育三项工作放到社会化的全新框架中予以部署和推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这个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念创新。人们历来认为，政法工作是政府行为，但是上海政法部门的同志却认识到，三项工作要解决的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能否用社会方法解决，政府行为为主能否转化为社会行为为主，这无疑是社会多元化形势下的新理念、新境界。其次是路径创新。社会矫正、禁毒和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除了传统的司法途径之外，能不能由专业的社会工作队伍来承担，这显然是工作路径的转换。最后是载体创新。三项工作通常以国家机器的某些部门为惟一工作载体，能否培育相关的社会组织来承接这些任务，这就涉及到工作载体的创新问题。所以，上海市政法部门对这三项工作的社会化、社工化、社团化尝试是一个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展示了社会问题立足社会解决，社会稳定依靠社会参与的崭新发展方向。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并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上海政法部门的这一实践确实体现了更深刻的意义。

　　第一，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这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包括政法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今天讲发展，必须讲两个发展，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发展要协调，要统筹。除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之外，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们党执政的又一个重心所在。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不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经济发展无法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态势。因此，我们执政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社会发展问题，必须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社会公共服务。预防和减少犯罪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抓好这项工作，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这是贯彻落实新的发展观的迫切需要。

　　第二，体现新的群众观。我们要认识到，群众利益是多层次、多内涵的。青少年问题、社会矫正问题、禁毒问题既关系到有关联的特殊人群，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有直接关系。这三个问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人民群众所深切关注。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就要从老百姓身边的问题做起，抓好这三项工作，就是落实群众观的需要，也是政法战线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第三，体现执政能力建设。在新形势下，必须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是复合型概念，要作全面理解。在当前，执政党要学会三套本领，一是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一是政府有效管理的本领，一是社会长效治理的本领。过去的传统是政府包办一切，市场没有发育，社会也没有发育。这些年发生了根本转变，三大本领显著提高。社会矫正、禁毒、青少年问题三项工作实际上是社会公共事务，考验我们的社会管理能力。如何用社会方法、社会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再认识、再学习、再探索、再实践。上海政法部门迈出的可喜一步，表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社会治理能力的增强。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教授) 职业化与专业化视野中的上海社会工作实务顾东辉

　　上海的社会工作已经步入职业化初期和准专业化阶段，应当把握现有情况，正视已有的成功经验，领悟其职业化起步和准专业化阶段的现实，积极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摸索经验。

　　其一，理论界应该成为上海社会工作发展的指路人。在宏观思路方面，不同院校和研究机构可以共享教育资源，合作进行与社工发展有关的专业研究，共同融入上海的社工实务，促使教学、科研和实务的螺旋式互动。在微观事务方面，学术机构和学术工作者可以在技术训练、工作督导和评估、经验提炼等领域更好地配合实务界的工作，共同面对近期社会工作发展必须正视和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其二，实务界应该强化自己的权能。上海的各类社工服务机构应该按照专业的四方面要求完善和提升自己。通过强化对从业人员的专业伦理道德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强化从业人员的个体权能，通过吸收已有社工队伍的优秀分子和外来优秀人士提升专业队伍的素质，通过实务机构内部和实务机构之间的分享经验、少走弯路从而共同成长，通过与相关理论机构的合作吸纳外来智慧，通过建立督导队伍规范服务，通过科学评估提升效能，通过完善和优化各项制度保证机构有效发挥职能。

　　其三，政府应该继续推动和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政府可以依托其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在稳妥可行的前提下，整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需要，在已有的民政、司法系统强化社工职业和专业的意识和制度，并扩大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如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社区、法院等)。鉴于职业化与专业化以许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存在为前提，同时鉴于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天然信任，政府应该逐步进行福利改革，在逐步精简职能的过程中，通过项目招标等形式培育社会性的专业服务机构，积极扶持真正的非政府、非盈利、服务性的专业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并积极促进某些服务性机构的自主运作。

　　其四，社会工作(者)协会应该成为推动上海社会工作发展的主导。社会工作(者)协会可以吸纳政府部门、理论界、实务界的整体和个人，发现上海社会对社工的客观需要，形成可行的和可操作的工作思路，整合和开发国际国内的、政府、社会的和市场的各类人力、物质、货币、信息等资源，有计划和有步骤地集中力量解决上海社会工作发展必须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社会工作在上海乃至中国都是新兴的职业和专业。社会工作界应该注重“本地化”、“本土化”和“国际化”，提炼本地的服务经验，借鉴外来的知识和技术，同时以国际视野剖析审视理论和实务。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