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国知最后的日子里

　　我是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在湖北省宣恩县畜牧局工作。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都陪伴着他。

　　记得那是2003年6月9日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三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

”

　　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回到病房，我强忍着悲痛，尽量平静地宽慰他：“也不是什么大病，医生说除了胃病，还有慢性肝炎。”国知一听松了口气，说：“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钱。再说‘消茅’工作正是关键时候，实在是丢不开。”我见他执意要去，只好把书记、乡长叫到县医院，专门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强住了下来。

　　刚住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我不准，他求我说：“大哥，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当我急匆匆赶到椿木营弟弟家时，16岁的侄女周莉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妈和爸都进城住院了。家里猪没人喂，弟弟没人管，我又马上要中考了。家里只有几角钱一包的方便面了，我们两个顿顿都吃它，弟弟现在一看到方便面就想吐……”

　　那一段时间，除了上班，我都在医院陪着弟弟。他总是有办不完的事情要我去帮他办。他一会儿说：“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长槽村那个冯卓然？他现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你帮我找一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去。”一会又说：“大哥，你抽空给勾腰坝村的汤生朋带个话，他家里经济困难，我放心不下。我早就帮他联系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帮他拉的，现在不行了，你让他拿着我写的条子，快去把瓦拉回来……”

　　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7月14日，国知又回到了椿木营，回到了他工作的岗位。但是，刚刚过了二十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进县医院。疼痛越来越狠，我经常看到他全身发抖，蜷成一团，却咬紧牙关，不让哼出一声来。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话了：“大哥，既然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就要回家！”他的语气里没有悲伤，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有睡。当时，弟弟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我死后，你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做对不起群众的事，没有给党丢丑，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期间，他们救助了1000块钱……”

　　9月26日，我再次上山看望弟弟，这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他仍然在亲人的呼唤声中，一次一次艰难地睁开眼睛。临终前，他要亲属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在尽力地记住我们，也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我心里想，国知啊，你放心吧，你几十年来为乡亲和贫困户做好事，大家都不会忘记你。（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