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少儿住院互助金为何呼之难出

据了解，每年均有不少中小学生和婴幼儿患上重病。面对数额不菲的治疗费用，一些家庭只好东挪西借瞬间陷入窘境，一些家庭费用不支半治半拖延误了病情，一些家庭犹遇灭顶之灾不得不放弃治疗留下终身遗憾，不少“花朵”未曾开放便枯萎甚至凋谢……

在贵阳市儿童医院，只见病房里住满了患儿，病床前则是忧心如焚的家长。他们一方面为孩子的病情担心，一方面为治疗费用焦急着。一个10个月大的女婴全身布满了监测仪器，额头

上插着输液针管。据值班医生介绍，孩子严重腹泻，属重度脱水酸中毒，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渗血症，正在抢救之中，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陪护孩子的姑妈顾保秀显得一筹莫展，眼里满含泪水。她说，由于病情特殊，院方已是网开一面，按最低限度要求预交5000元住院费。家住贵阳市林东矿务局，这几年由于矿里效益不好，孩子的父母下岗后到广州打工，也没怎么挣上钱。这不，听说家里娃儿病了，却连路费都不够赶回家来。家里情况同样糟糕，不仅这5000元钱预交款怎么筹得，更别说往后的治疗了。

相比之下，今年10岁的小俊杰是幸运的，毕竟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走出了困境。提起当时的窘况，小俊杰的亲人便百感交集。两年前，贵阳市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小俊杰因患格林巴利综合症往进了医院。小俊杰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先期借来的5万元前早已花光。而后期每天的费用达1000余元，根治此病还需30万元。但是，如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将会造成终身遗憾。

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小俊杰的父母的找到了当地媒体。媒体以《幼童身患罕见疾病，企盼得到社会救助》为题作了报道，希望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在社会热心人士、亲友、学校、老师和同学等各方努力下，终于艰难地筹集了治疗费用，才让这颗幼小的生命重新绽放笑脸。

当地媒体每年都有不少患病孩子通过媒体寻求帮助，但也有一些生命之花在无助中过早地凋谢。贵阳市儿童医院儿科主任靳蓉医师介绍说，临床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和婴幼儿患先天性心脏病、血液性疾病、肾脏系统慢性综合症及代谢性疾病很常见，这些疾病病情复杂，疗程长，治疗负担重，一般家庭难以独立承担。尽管医院想尽办法为患者实施最经济的治疗方案，甚至减、缓费用，可是很多情况下院方也是无能为力。

据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金女士介绍，在孩子易患疾病中，尤以白血病令人头疼。不少家长只要一旦诊断孩子是该病后，立马就会走人。病房中家长也纷纷说，“现在的孩子生不起病，一生病全家都垮了。”

贵阳市儿童医院靳蓉医师说，她二、三年前曾经治疗过一个家住市郊油榨街的10岁男孩。这个孩子患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来治疗过几次，每次都是昏迷后送来的。这种病需要长期用药，监测血糖，每天需要花费30来元。因为家庭困难，这个孩子后来再没来过，估计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每当想起这些因无力治疗早逝的孩子们，靳医师心里就不是滋味。

为挽救生命垂危的急救儿童,贵阳市两名好心女青年带头成立爱心大使,通过自己对每一位急救患儿带头捐款的方式,呼唤全社会有爱心的好心市民帮助危重患儿延续生命。

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少儿住院基金”

身患重疾的中小学生、婴幼儿生命不堪承受之重，已日益引起全社会和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通常求助见之报端后，善良的人们会纷纷解囊，你五十，我一百，带着一片真挚的爱心汇集起来，让患病的孩子与死神“擦肩而过”。献出爱心的人伟大的，得到爱心的孩子是幸运的。然而，被病魔缠身的孩子何止一个、两个？媒体呼吁、社会募捐无疑势单力薄，既难以解决大病所需支付的巨额费用，更不可能恩泽所有的患儿。

能否有一种更好的机制和办法来帮助每一位病痛缠身的孩子？正是基于这些思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多年的贵阳市政协委员张宇敏于2003年3月全市政协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贵阳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的建议》的提案。

张宇敏是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致公党贵州省委委员。据张宇敏介绍，上海市早在10年前便开始启动“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上海市民所认同。

以“社会互助共济”为原则，广大家长自愿参加为基础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少儿住院基金从机制上解决了一家一户难抗风险的弊端，将家庭风险让社会共担，等于给了患病儿童一张生命的绿卡。据此，上海市1至3岁的孩子每年交费40元，4岁至18岁的孩子交费30元，对儿童的大病救助，最高每年可达8万元。至今，上海市少儿医疗互助基金多年来已经为住院孩子支付了2．5亿元，为患大病的孩子支付了近2000万元。

据张宇敏的统计测算，贵阳市仅云岩、南明、小河等6个中心城区的婴幼儿及中小学生达48万余人。以上海市交费标准，即中小学生、幼儿园幼儿每年交费30元，0至3岁婴幼儿每年40元，儿童患病住院率3．25％，人均支付住院医疗费750元为参照，若以参加少儿住院基金儿童覆盖率达到60％计，则每年可筹得基金938万余元，年需支付医疗费用714万余元，收支差额为224万余元。若参加少儿住院基金的人数覆盖率达到90％，则每年可筹得基金1400余万元，所需支付患儿住院费用1070余万元，收支差额为330余万元。

上述两种情况下，收支相抵后所剩余的款项，部分可作为基金运作中必需的管理费，节余可转入下一年度使用。张宇敏分析认为，而只要参加人数的覆盖率达到60％，即参加人数达到30万以上，基金就可实现平衡运作。

“生命绿卡”何以呼之难出

政协委员的提案，引起了贵阳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贵阳市政府有关领导专门组织卫生、教育及红十字会等部门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这一德政工程的可行性，要求他们深入调研并做好这项工作。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启动，原因何在？

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蔡心红介绍说，这项工作的确很有必要，是一项民心工程，但也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个部门协调才能实施。他说，当时参加讨论时，大家都认为提案很好，但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大数效应，即覆盖率达到一定规模，否则可能出现赤字无法运作下去。贵阳市48万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人群中，农村占30多万，按每年分别为40元和30元的收费标准，农村儿童家庭恐怕不愿意参加。再说，城市儿童家庭中还有不少是贫困户或下岗户，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这也是这项工作迟迟没有启动的原因之一。

贵阳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先丽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参加这种社会互助救济医疗服务取决于人们的意识和经济整体状况，现在在农村搞合作医疗，很多地方农民就不积极主动。否则，剃头担子一头冷一头热，又不能强迫，基金一旦运转不下去就很容易陷入被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学生家长、医务人员和患病儿童家属对此却充满热情。三年级学生陈涛的母亲说，这个基金应该早些建起来，每年交几十元钱，就可以免去孩子患大病的后顾之忧。如果贵阳正式实施，一定支持自己的孩子参加。自己的孩子交了钱而不生病，那不是更好吗？这钱用在别的患儿身上，也是善举。

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金女士介绍说，看着生病的孩子和家长们那么无助，最痛心的就是医护人员了。我们早就希望建立这种基金了，医院政协委员也一直为此事在奔走呼吁。

这位护士长说，与少儿住院基金相比，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只能救急不能救命。如针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学生的“阳光卡”，年交费100元，医疗费最高只能赔付3万元。而做一次心脏手术，一般需要7、8万元。据了解，健康孩子投保后生病住院，保险公司在理赔后，就会把这些孩子排斥在大门外。对于诸如白血病之类疗程持续数年的病种来说，一次性保险赔付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互助基金就不同了，孩子们可随时参加，即便生病后也可以，这是其公益性决定的。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不愿孩子参加少儿住院基金，他们认为孩子好好的，不会生什么病，再说谈起来也不吉利。

政协委员张宇敏认为，学生及家长对少儿住院基金的支持与否，只能一个了解的过程。如果宣传发动很到位，相信人们会增强意识的。况且，对于困难家庭，可以采取减、免、缓的办法，这也是政府扶贫解困的方式之一。

当地有关人士认为，建立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十分必要。这不仅为全市婴幼儿、少年儿童建立了健康保障体系，还使孩子们成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博爱精神的实践者。每一份送到患病儿童病榻前的少儿住院基金，包容着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爱心和深情厚谊，并有助于培养他们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同时，对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减少为患病学生募捐压力，维护社会稳定都会产生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深入调研，科学决策，把这项功德无量的工程启动起来，尽快恩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患病的儿童、婴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