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可操作性不强(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1日15:44 深圳晚报

“高薪养廉”可操作性不强

　　清华大学博导程文浩入木三分剖析腐败现象纵论廉政文化

　　本报记者王雅

　　昨天下午，由深圳市纪委、市监察局、市文化局主办的“首届中国深圳廉政文化论坛”第二场演讲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副教授程文浩关于“廉政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主题演讲思路开阔，对腐败现象的剖析入木三分，赢得了阵阵掌声。

　　市纪委副书记廖成林，市纪委、深圳大学有关领导及深大学生共400余人聆听了演讲。演讲后，程文浩与深大学生做了互动对话，气氛热烈。深圳明镜网对整个过程进行了网上直播。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与程文浩进行了交流、采访。

　　斩断滋生腐败三条腿

　　程文浩认为，公共权利行使人在行使权利时，不一定完全遵守规定，这就出现了腐败。

　　腐败行为的发生有三个必要条件：公共权利、腐败意识和腐败的机会（即能在不被发现的条件下完成腐败行为的机会）。

　　反腐败包括打击腐败和预防腐败，后者是根本，而最有效的预防腐败就要从腐败滋生的三个必要条件入手：压缩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利，进行思想反腐败教育，完善制度以减少腐败机会。

　　廉政文化的提出就是思想反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项从意识形态来预防腐败的长远性工作。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最重要的环节体现在权利压缩上。官员权利主要有三类；人权、财权、物权。我国针对这三类权利推行了制度性改革，从根本上减少官员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采购制。政府采购制是深圳率先开展的，后得到充分认可，从而出台了我国的政府采购法。

　　在官员权利的压缩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堪称中国对全球做出的一大贡献。审批权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最重要权利，每一个审批项目都能给官员提供以权谋私的资本，从腐败案件的统计上看，滥用权利70％以上是审批权。现在这项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

　　反腐关口前移要从娃娃抓起

　　程文浩说，廉政文化的提出突破了以往只是针对官员的反腐体系，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是反腐工作在文化层面的创新，它依托的大背景是全社会的廉洁文化体系，营造公众诚信守法、官员自律廉洁的社会大氛围，它与城市诚信体系的建立息息相关。廉政文化是廉洁的官场文化，是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反腐面临很多新挑战，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腐败意识的泛化，且波及人群呈低龄化。程文浩说，前几天看到一则报道称，幼儿园的班长选举出现了贿选。他认为连小孩子都学会用非正常手段谋取个人利益，长大后怎么能奢望他们廉洁自律？所以廉政文化不仅要在全社会普及，而且该从娃娃抓起，反腐关口要前移。

　　香港是深圳反腐最好借鉴

　　程文浩说，深圳反腐败工作的许多方面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技术，连国外著名反腐学者考察后都赞不绝口。目前，浙江的廉政文化活动开展得比较好，他们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几点：政府机关的强力推动，形成了非常具体的战略决策和实施方案；活动开展得有广度、有深度，把廉政文化建设送进社区、送进学校，形式灵活多样，像名人名言、古代廉政谚语和故事，并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树立城市雕塑等。我认为，深圳反腐最好的借鉴对象就在身边，那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如果能吃透了香港的做法，深圳一定获益匪浅。

　　反腐将进入“战略反攻期”

　　程文浩指出，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实践，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世界上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曝光这么多腐败案件，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反腐的决心和信心。在制度反腐方面，我国出台的制度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许多制度直接触及根本，具有治本功能。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执行的力度和信心。我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拉锯期，中国即将进入反腐“战略反攻期”，虽然在某些小的方面可能还会出现反复，但战略大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对头的。多年的量变一直处于积累中，质变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前途一片光明，这一点不容置疑。

　　“高薪养廉”未触反腐根本

　　程文浩认为，“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是提高官员的合法收入，从而抑制其产生腐败的动机，但它的可操作性差。首先，同等条件的人只要从事不同的事业，薪水肯定有差距，“高”的具体标准无法确定；其次，我国目前的财政水平无法实现高薪，而且即使把薪水提高到与私营人员相当，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从众多案例来看，腐败的收益往往是合法收入的数倍、百倍。所以从长远来看，“高薪养廉”对反腐败并未触及根本，效力也是“递减”的。

　　反腐败工作关键是要把减少腐败机会和抑制腐败动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没有以权谋私的空子可钻，另一方面是逐步提高待遇，使其基本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腐败呈现年轻化智能化技术化

　　程文浩研究中国银行出现的腐败大案，发现最多的并不是银行行长滥用职权，而是那些年轻的出纳人、会计、保管员，这就是继原来的“59岁”现象后新出现的“26岁”、“29岁”腐败现象。他认为，腐败正呈现年轻化、智能化和技术化趋势。

　　跟手握大权的官员相比，这些年轻的腐败主体滥用的主要是自己的技术性管理权利，如在收账、算账中进行违规操作，私刻印章转移资金，通过电脑远程把钱调走，内外勾结窃取密码等，使用的手段基本是技术手段，智能水平高。这些人群有自身的特点，如年轻、敢于冒险，对物质的欲望很强烈，承担的社会义务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熟悉了既定的规定和程序，熟知管理中的缺陷。他们平时很不起眼，一旦出事，造成的损失却非常大。

　　程文浩告诫青年人应该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看法和态度，利益的获得一定要建立在正义之上、合理基础上。

　　虽然暂时走得可能没有那些通过不正常渠道的人快，但经过时间考验，你会发现自己越走越快，中间不会有大的颠簸或陷阱，发展会日益呈现“加速度”，而那些走不正当途径的人则会日益“减速度”。他希望广大青年都能安全通过26岁、29岁，直至59岁，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小档案

　　程文浩

　　博士生导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2002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即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工作。2000年1月至6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现同时担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其研究成果曾获中纪委监察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暨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等，曾应邀参加2003年度中美杰出青年论坛、2002年度亚洲商业年会等国际会议，并参与相关圆桌讨论。

　　程文浩对廉政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本报记者冯明摄作者:本报记者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