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20041022

　　作者： 来源：罚多少才具“惩戒性”止 凡

　　新闻主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即将进行修订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草案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受罚行为和处罚形式大大增加，并提高了罚款处罚幅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表示，罚款幅度的提高，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举了过马路闯红灯的例子来论证。按照规定，过马路闯红灯仅仅罚款5元。在1986年制定法律时，这一罚款数额能

起到一定的惩戒性。十几年过去了，罚款仍是5元，这对违法者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

　　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与公民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之一。专家对于该条例的调整总结为一句话：罚得高了，罚得严了。然而，如此一来，惩戒的效果是否就能提高很多呢？笔者认为未必。原因在于：在法治社会中，“罚”虽必须，但终究不能“独当一面”。“罚治天下”是行不通的，而必须与说服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和秩序化。

　　罚款不应该是目的，而只能是治理的手段。所以说，罚款额该不该提高，关键不应该看经济是否发展，而应该看目前的罚款额能否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以处罚行人闯红灯为例，我们知道，虽然行人闯红灯要罚款的规定十几年前就有，但这条规定的真正贯彻执行，还是新交法实施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月才有的事。可以说，对于许多行人来说，闯红灯要罚款，都是最近才“第一次”听说的。事实证明，对行人违章实施罚款以后，行人闯红灯等违章情况在不少地方都有明显减少的趋势，罚款已经收到了惩戒的效果。既然如此，那么提高罚款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再者，以“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提高罚款额的理由，也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样的罚款容易脱离罚款的本意，而异化为一种“罚款目的主义”。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所谓的“执法经济”、“罚款经济”———罚款成了“创收”的手段，而不是“治理”的手段；罚款成了硬性的任务，想不滥罚都难。在“执法经济”下，罚款额提得越高，离罚款的本意也就越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罚款额盲目提高的危害所在。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忽视一种现象，那就是无意识的违法行为。还是以行人闯红灯为例，许多行人之所以闯红灯，并不是因为罚款额低所以“有恃无恐”，而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教育和了解所养成的“无意识”。改变这种“无意识”现状，也不能仅靠提高罚款额，还得靠职能部门坚持不懈、耐心细致的“意识”灌输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些远比简单地提高罚款额更有意义。“反腐从娃娃抓起”舍本逐末黄翠莲

　　“反腐从娃娃抓起”听来符合现时“从娃娃抓起”的“流行趋势”，但“从娃娃抓起”后，就可以将腐败赶尽杀绝？

　　笔者想起林达所著《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一段精彩的描述：过去在美国，很多店铺的店主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让店铺的雇员抵挡住钱箱的诱惑，不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美国人没有要求雇员加强学习，也没有从思想教育入手，而是最终发明了“廉洁出纳员”———收银机。附有自动锁的收银机，可以把每笔交易都记录在纸带上。从此，店主们的担心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小小的收银机完成了对人的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从这种意义来说，收银机不再是一部机器，而可以被看做一个有效防止雇员不轨意图的机制。

　　“反腐从娃娃抓起”的提议，步入了舍本逐末的误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很多报道或游记中，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很多在国内漠视交通规则的行人或司机，到了一些发达国家，不用多长时间就变得循规蹈矩。并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什么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是什么在约束着他们的行为呢？是严格、有效的机制。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机制下，任何理智的人都会选择循规蹈矩这条路，否则会付出巨大的违规违法成本。

　　因此，“反腐从娃娃抓起”是靠不住的。更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肯全力负起责任，却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用“××从娃娃抓起”来取得成效和社会进步，那就不但是一种无力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不能承受之重。反腐无需从娃娃抓起，而要从机制抓起，这才是根本之道。廉洁教育不能忽视娃娃阮占江

　　“反腐要从娃娃抓起”———对于这种说法，一些人很不以为然，认为此种提法没有看到我国腐败产生的根本和关键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必要的。

　　正如程文浩先生所说的，目前我国反腐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腐败意识的泛化。尽管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已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面对各种严格、系统、成文的法律法规、制度规章，一些权力主体及普通民众总是习惯性地去寻求各种变通、突破的空间和可能。每当面临问题和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章，而是想着自己有无关系、门路可用、可走。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直接影响到善良、纯洁的孩子，使得其纷纷效仿。

　　尽管反腐败的根本确实在于制度建设，尽管任何社会都需要在一些领域和场合内讲人情关系，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努力地变通、突破各种现有规则、制度，甚至还把突破、变通的程度当做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大小的标准，那么，整个社会现有的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在内的各种反腐败制度就会逐渐被架空，腐败现象也就会更加盛行和猖獗。

　　因此，继续和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对于反腐败来说依然至为关键，而在日常教育、媒体宣传等方面对年轻一代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则意识、程序意识的灌输和训练，也十分重要。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反腐败要从娃娃抓起”，说的就是要让广大社会主体都能从小培育和形成一种尊重规则、遵守程序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