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
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摘自《新华文摘》）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