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鼹鼠”的生活——一个越狱逃犯的心灵倾诉

　　1971年，我出生在镇平县侯集镇一个普通农民家里。那时弟兄姊妹多，家里穷得叮当响。12岁那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去世了，我也就上不起学了，在家帮父亲干干杂活，闲着没事时就和一群半大孩子瞎混。父亲成天忙着在外干活挣钱养家，也顾不上管我。

　　18岁那年，也就是1989年8月5日那天，我和以前的同学侯秀全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黑色提包，我们就打起了坏主意。侯秀全上前故意推了那人的自行车一下，

当那人扭头看时，我趁机取下他车把上的提包。我们跑到没人的地方打开包一看，眼都瞪直了，第一次出手，居然弄到整整3000块钱。那年头，对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呀。我把分到的1500块钱藏到家里，心还“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那时，我没有“发了财”的喜悦，却总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案破了，我被判了6年刑。

　　刚进来那阵子，我总是想，我偷的钱一分不少地都交出去了，还被判了6年，真是太重了。但我又不想申诉，听人说要是在监狱里申诉就是不认罪不服判，就不能减刑。但是到了1992年，眼看着同狱的罪犯们一个个减了刑，我的心里开始不平衡了。一天，我遇到罪犯张国庆，他和我一样也没有减刑。“同病相怜”，我就和他说起减刑的事。他神秘地对我说：“现在社会上好混得很，只要能跑出去，谁也找不到。跑上几年也就没事了。”他还说他正在找机会逃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块儿跑。当时，我心里乱极了，让他说得有点动心，又想到父亲常常来看我，害怕我跑了父亲受牵连。那以后的几天，我始终在矛盾中度过。我不敢向干部汇报，又害怕他哪一天跑了，我因知情不报，受到牵连。

　　7月3日那天晚上收工时，张国庆趁人不注意，给我使个眼色，撒腿就跑，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和他是一个互监组的，他要跑我又是知情人，他跑了我肯定要受到处理。脑子一热，我撒开腿没命地往前跑，只想着跑得越远越好，不知道身后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张国庆跑到哪儿了。（注：张犯在逃跑中摔伤，被当场抓回，现已刑满释放。）

　　风声鹤唳逃亡人 辗转天涯独飘零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跑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山沟里。实在跑不动了，我就躺在草丛中，竖着耳朵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就这样坚持了3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把囚服上的标志撕掉，把自己装成个要饭的，白天出去向人们要口饭填填肚子，晚上依然睡在没人的地方。

　　一个多月后，我感到风声平息了一些，一天半夜，我偷偷回到了镇平老家。爷爷开了门，见我瘦得不成样子，抱着我哭起来。他告诉我，追捕我的人几乎天天都到家里找我。看来，家里我是不能待了，只有继续跑。爷爷把我的身份证给了我，又给了我100块钱。我给他老人家磕了三个头，又连夜逃出了家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有家不能回了。

　　我不敢往发达地方跑，就决定往荒凉的西北跑。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我坐车去甘肃的路上，我遇到了麻烦事。坐在我前面的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衣服上有一个小洞，就抓住我的衣领，非说是我的烟头烧的，要我赔他100块钱。可我根本就没吸烟！车上的人看不下去了，都来帮我说话，那人很蛮横，坚持要我赔钱。人们让我和他一块儿到公安局去说理。我哪敢去那地方呀，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我一个劲地向那人说好话，并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总共是四十一块三，全部给了那人，他才骂骂咧咧地放了我。

　　到了甘肃，我身无分文，就在一个市场上帮人家卸货挣钱，晚上就睡在市场里。但我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太长，过了不多久，我又跑到了青海。头几年，我一直在不停地换地方，打工挣的钱也都用在了逃跑的路上。后来，我在青海的一个小镇上帮人卖菜，慢慢摸出了门道，就自己摆了个小摊卖水果。

　　然而好景不长，一天，我正在做生意，突然看到两个警察，他们操着河南口音，正在向人们打听着什么。我来不及多想，连摊儿都顾不上收，就匆匆逃离了那个小镇。

　　魂牵梦绕思亲人 泪眼盈盈拒爱情

　　西北待不下去了，我又来到了青岛。刚开始我帮人打鱼，后来又帮人养扇贝。1996年，我在一个工友的介绍下，跟着老板韩涛干装卸。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韩老板对我另眼相看。一次，下雨时我们往车上装冻鱼，一个工友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口吐白沫。其他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赶快上前把他的嘴掰开进行急救，当时我的手都被他咬破了。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幸亏急救措施得当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那以后，韩老板对我很赏识。我也一直跟着他干了8年，直到我投案自首。

　　平时，为了隐藏我的行踪，我只管埋头干活，从不和工友们多说话，他们都不知我是哪里的人。2003年的春节，工友们都要回家团聚了，一个工友对我说：“小郭，你家是哪里的？过年了也不回家看看？”我装着笑脸对他说：“我和家人不和，也不想回去了。”扭过脸去，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从我逃离老家那天起，我再没和家里联系过一次，再没有听到过家人的一点消息。但是，那是我的家呀，那里有我的亲人。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弟弟该结婚了吧？妹妹出嫁了吗？一次，我梦见我刑满释放了，父亲到监狱来接我回家，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高兴极了。醒来后，泪水打湿了我的枕头。这种对家、对亲人的思念常常让我整夜睡不着觉，有时甚至把我逼到快要发疯的地步。

　　我平时埋头干活，从不张扬。这本来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但这却赢得了一个姑娘的青睐。她和我一样，也是个打工的。她认为我忠厚、老成持重，便主动帮我洗衣服，暗示要和我交朋友。面对姑娘的好意，我又激动又痛心，考虑再三，还是硬下心来，回绝了她的一片真情。我已经30多岁了，和我同龄的人早已成家。可我是个逃犯，过的是像鼹鼠一样不敢见光的生活，又怎能给她带来幸福？

　　网上学法欲投案 求助老板作决断

　　重重的压力，让我痛苦万分。闲下来的时候，我问自己：这样逃跑值得吗？想回去吧，又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又不敢和其他人商量。这时，我已学会了上网，通过在网上查阅有关法规，我知道了如果去自首，不仅要服完剩余的刑期，还要被加刑；但如果不自首，就会被终身通缉，逃亡的日子就永远没有个尽头。这时，我已经有了投案的念头。

　　今年5月，我再次上网，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上面说河南某个监狱组织罪犯参加自学考试，其中有个罪犯在监狱里取得了两个大专毕业证，出狱后被北京一家公司聘用。那一刻，我明白了，他们在监狱里失去了自由，却是在希望中改造，还有前途。我脱逃了，暂时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希望和前途。相比较，我并不比他们生活得愉快。

　　投案自首还是继续逃亡？我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这时，我想到了我的老板韩涛。我觉得他见多识广，很值得信赖，可以帮我拿个主意。

　　我打了个电话：“韩老板，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小郭呀，有什么事？你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和你面谈。”

　　见了面，我把事情全盘托出，并说了我想自首的想法，希望他帮我拿个主意。韩老板听后，面色凝重。他考虑了半天，对我说：“小郭，这事，我看你还得去投案。要不，这种日子永远也没个尽头，还随时都可能被追捕的人把你逮回去，那时你就被动了。与其这样提心吊胆过日子，倒不如服完刑后开开心心干事业。”

　　韩老板的一番话，终于让我下定了投案自首的决心。

　　千里迢迢手足情 义送兄长奔光明

　　韩老板建议我先和家人取得联系。

　　通过查号台，我查到了弟弟的电话。12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禁不住放声大哭。弟弟哭着对我说：“哥，你回来投案吧，爸爸的身体很不好，你回来了，我们还能见上面，你要再不回来，可能这辈子就见不上咱爸了。”他告诉我，追捕我的人还常常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让我家人动员我投案，并说只要我一天不归案，他们就要追我一天。

　　弟弟告诉我，他已结婚生子，妹妹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全家人都非常想念我，都盼着我早点回去。

　　我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妹妹知道我的想法后，动情地对我说：“哥，我送你去监狱。住满了这几年，你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弟弟专门到青岛来接我回去自首。临走时，韩老板特意为我出了证明，证明我最近8年一直给他打工，没干过违法的事。上车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回去后安心改造，哥这里给你留着位子，啥时出来了，就来这里，咱弟兄们继续干。”

　　6月18日凌晨，在弟弟的陪同下，我从青岛回到了郑州。在车站，我见到了专门从北京赶来接我的妹妹。12年了，当年的小丫头已长大成人，我拉着她的手喜极而泣。

　　细心的妹妹还带来她的一位当律师的朋友。在那位律师的建议下，为了表示我投案自首的诚意，早晨7点41分，我们给监狱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去自首后，连家都没有回，我就在妹妹和那位律师的陪同下，打的直奔郑州监狱。

　　逃亡12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这里。我知道，我要服完脱逃时剩余的刑期，还要面临法律对我脱逃的惩罚。但对这些，我早有准备。我知道，我犯了法，只有接受了惩罚，才能换回合法的公民身份，光明正大地做人。

　　郭元森结束了他长长的讲述，一脸轻松。他希望我们告诉那些在逃或有脱逃想法的人，逃亡的日子不好过，逃亡，只能是越逃距离亲人越远、前途越逃越黑暗。

　　8月24日，因为是投案自首，郭元森被新密市人民法院以脱逃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