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决定》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看中国未来走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全面总结执政经验、专门论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诸多明确、科学、富于新意的制度构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决定》的贯彻实施，必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

　　变化一：党领导经济工作将更加“艺术”

　　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有效地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课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努力破解这个课题。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设置存在交叉重复现象，在发挥同样职能时，容易造成低效率、扯皮不断、社会成本较高的弊端。《决定》就党和政府的不同职责作出明确界定。韩康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倾向于‘务虚’，而在党领导下的政府则倾向于‘务实’。这无疑是一个新思维，对未来的党政分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向。按照这个指向走下去，就能进一步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党政不分导致党从领导者变成管理者，政企不分导致政府从管理者变成经营者，事无巨细都去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认为，《决定》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职责作出科学界定，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向现代化迈进，有利于集中精力管好大事，提高执政水平。“随着《决定》的实施，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更多地隐身于幕后，而政府将站在前台。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执政模式，党和政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会更加规范。”

　　变化二：注重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当前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全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不太协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韩康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还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来讲，都是一种创新，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确保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

　　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到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无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变化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此《决定》指出，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民主在制度上和程序上逐步有了相应保证。《决定》突出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一次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以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决定》特别提到，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这意味着党的系统干部和国家权力系统干部之间将实现正常交流，从而改变以往那种干部从党和政权机关退下来再到人大、政协任职的作法。黄苇町则认为，党的干部与人大、政协干部的双向交流，表明人大和政协不再是人们眼中的“二线”，其作用将更加突出，可能成为培养政治家的重要舞台。

　　李君如指出，《决定》最后一部分，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比如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等等。“总之，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不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变化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有制度保障

　　因为决策失误，曾让多少地方和部门付出高昂的“学费”。李君如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既是指党员个体的能力，更是指党整体的能力。而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其中决策机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决定》鲜明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分别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如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

　　《决定》还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黄苇町认为，这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对决策失误实行问责制，决策者在决策时就会更加慎重，不能再打着集体决策的旗号，搞个人拍板，出事之后又用集体决策的名义去掩饰，以‘交学费’逃避责任追究。这一制度设计，将为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变化五：干部考评将告别“政绩标准”和“GDP崇拜”

　　一段时间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片面追求GDP数字，导致少数干部在统计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如何破解干部考评中的难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于这样一个极具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决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选择什么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实现更好地发展的问题。

　　专家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干部的政绩考评体系，因为它是指挥棒，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黄苇町认为，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让群众在干部考评中拥有发言权，切断那些损害群众利益，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干部的上升之路。二、在考评内容上，不能只包含经济发展指标，还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防止干部“偏科”。

　　变化六：文化生产力将得到极大发展

　　黄苇町认为，与我们拥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文化生产还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地位，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入超”现象。

　　许多专家认为，《决定》第一次提出“文化生产力”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这一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势必会在文化这一宽广领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为文化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思路。

　　《决定》强调，着力抓好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建设和鼓励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

　　“越是在经济转型时期，越是社会矛盾凸显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激荡就越常见。”黄苇町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丝毫动摇。”（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作者:新华社记者孙承斌邹声文李亚杰 编辑: